保民官和铜表法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494年（中国春秋末年）。有一天，一支浩浩荡荡的武装队伍离开了罗马城，向东郊的圣山进发。人们一个个满怀激愤。有的气愤地说：“一个不把自己的保卫者当作公民的城市，还值得留恋吗？”有的抱怨说：“我们拚命作战，却落得家破人亡，他们倒坐在家里享乐。”更多的人喊起来：“走！走！永不回来！我们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城市。”人群中不断发出恶声的叫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经过塞维·图里乌的改革，罗马由王政时代进入了共和时代。一小部分富有的平民上升为新贵族，可以和旧贵族平起平坐了。但是他们经验少，人数又不多，许多大权仍然操纵在旧贵族手里。一般有产的平民，虽然可以参加全民会议，名义上也是公民。但是，由于表决权受到限制，结果会议往往成为元老贵族所利用的工具。多数贫穷的平民，因为受到债务和贫困的压迫，还是经常有人成为债务奴隶。这样一来，平民和贵族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改革而缓和下来，反而更尖锐了。罗马平民为了反抗压迫和控制，团结一致、携带武器，成群结队地离开了罗马。

　　罗马当时还没有多少奴隶，农业和手工业劳动主要依靠平民。一旦外族入侵，上前线作战更少不了平民。平民大量出走，势必造成生产停顿、田园荒芜。更严重的是，这时候，罗马的西北方正受到伊特拉里亚人和高卢人的侵略，形势相当危急。因此，罗马元老院和贵族听到平民向圣山进发的消息，十分惊慌，立刻派代表追到圣山，找平民商谈。平民就利用这种形势，迫使贵族作出让步。

　　一个大的让步是，贵族承认了平民会议选出的“保民官”。保民宫是平民利益的保护人。如果政府官吏对任何平民采取危害行动，保民官有权加以阻止。保民官的人身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为了便于随时接待平民的申诉，长期住在罗马，家门到晚上也是开着的。最初保民官只有两个人，后来陆续增加到10人。

　　保民官直接对平民会议负责，不受执政官或元老院管辖。后来，他们的权力发展到对政府的法令或者元老院的决议拥有否决权。只要保民官说一声“veto”（拉丁语，意思是 “我禁止”），这些法令或决议就不能通过。现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的“否决权”，就是从古罗马的这种制度沿袭下来的。

　　虽然有了保民官，可是司法大权还把持在贵族手中。罗马过去只有习惯法，就是说，按照习惯来判决案子，没有写成文字的法律。这样，一些对平民不利的陈规陋俗就被保存下来了。而且，对习惯法的解释伸缩性很大。既然没有明文规定，贵族法官在审判案件的时候，常常从维护贵族的利益出发，武断地作出不公平的判决。平民对这种情况非常不满，要求制订成文法。经过不断的斗争，到公元前449年（中国已经进入战国时期），贵族被迫制订和公布了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成文法的条文刻在十二块铜牌上，所以称为“十二铜表法”。

　　铜表法的内容仍然是保护奴隶主和富有平民的私有财产。放火犯、进行偷窃或是践踏别人田地的人，都要处死刑。不能还债的人，也得受到十分严厉的惩处。欠债的人可以要求30天宽限期。如果期满后仍然还不了债，债权人就可以给他带上木枷或锁链，卖到别的地方去当奴隶，甚至处死他。这实际上比原来的债奴制更严厉了。这部法典还带有明显的阶级歧视，如有人打伤自由人的头骨，偿付罚金300阿司，如果被打伤头骨的是奴隶，罚金就减半。法典还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不过，铜表法毕竟给平民带来了很大好处。因为法律条文都用明确的文字规定出来，贵族法官就难以随意解释，作出不合法的判处了。

　　罗马平民既然在法律上得到一定的保障，就进一步为争取新的权利和继续改善自己的地位而斗争。后来，他们不但否定了铜表法的禁令而可以和贵族通婚，而且能在政府中担任高级官吏，打破了这些官职一向被贵族垄断的局面。公元前367年，著名的李锡尼—塞克斯都法也被通过了。这个法案不仅限制私人占有国家土地的数量，而且规定在两个最高的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由平民担任。

　　关于债奴制，后来经过平民的斗争，到公元前326年，也有了新的规定：债权人不得因债务私自拘禁负债人，这实际上等于废除了债奴制。平民不再因为负债而沦为奴隶，使得罗马公民（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阶级界限更加分明了。在这以后，罗马奴隶的来源大都是从对外战争中得到，被征服的许多外族人被变为奴隶。

　　平民经过一个多世纪持续不断的斗争，取得了一些胜利。可是，这一点也没有改变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性质。罗马奴隶主对平民的让步不免要损害一些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把这些损失都转嫁到奴隶身上。例如，他们为了争取平民更多的选票，就用国家的名义，无偿地向平民提供“面包和马戏”（就是说有时候，平民可以免费得到食品或者参加娱乐活动）。实际上，这些食品和举办娱乐的费用，都是靠加重剥削奴隶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