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一、概说

　　在有着丰厚史学传统的古代中国，有关外国史地的记载在历史著作中屡见不鲜。而且其地理范围遍及亚非欧。但是，中国真正放眼世界，进而把他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活动纳入史学研究体系，则缘于近代中国对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文明的应战。尽管先觉者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畲等在鸦片战争前后编著了《四洲志》（1839年编写但未能出版）、《海国图志》（1842年）、《海国四说》（1846）和《瀛寰志略》（1848年）等一系列介绍世界史地和现状的图书，然而当以德国史学大师兰克为代表的西方史学界在撰写多卷本的世界通史的著作时，清朝的士大夫和知识界竟还有相当多人不相信“地球之说”，对西方文明有着种种近乎荒诞的认识。清朝末期少数刚起步的近代外交人员和留学生们担当起外国史介绍的主要任务，其中占较大比例的游记性著作还成为后来世界史研究中的珍贵史料。

　　20世纪初至1949年，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萌芽阶段，有关世界史的介绍和研究首先受到了来自教育的推动。清末开始效仿西方建立近代教育体系，1901 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就规定高小的历史课都要做到“知古今世界之变迁”。辛亥革命后，外国史在大学和中学教学中的地位得到了确立，于是编订教材成为当务之急。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变迁，使具有一定文化教育水平的民众对了解外国历史，尤其是西方历史的需求有着较大的增长。而大约从1915年左右开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出路问题的论战，较多地涉及了中外历史的比较问题，参与论战者一般需要较好的世界史功底。诸如传教、教会教育、留学生等形式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在世界史学科发展中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该时期外国史课程在中学初高中阶段都有设置。在大学的历史系，西洋通史属必修课程，并开设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门史。通常远不止文科学生选修这些课程。而且就某种程度来说，当时有些课程的档次相当可观。如雷海宗在30年代清华大学讲授史学名著时选用《西方的没落》为基本教材，40年代讲授西洋文化史时选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节本。应该说，通过教学在这一时期一定范围内普及了外国史知识。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这一时期的成果着重体现在一些著作中，教材在其中较为显著。虽然大学课程中大部分使用欧美特别是美国的教材，中学的教材则是大学教材的缩编，但仍有些较有影响的教材在其中熠熠生辉。王绳祖参阅数百种西文著作写成的《欧洲近代史》（1935年）是该时期断代史教材中的佳作。1949年出版的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堪称为解放前通史著作的一个高峰。作者在该著作中就强调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强调各地区间的相互交往相互影响，而并非国别史之总和，同时反对欧洲中心论史观。这些十分有创建性的意见在解放后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中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些名家撰写中学世界史教材是这一阶段特色，如陈衡哲的《西洋史》（1926年）、杨人楩的《高中外国史》（上、下册，1931、1934年）和何炳松的《外国史》等。何炳松著作中的中古部分辟出篇幅给南亚、东南亚和日本朝鲜的古代史。细数起来，世界史的著作在数量上也不能说少。李泰棻的多卷本《西洋大历史》（1918年）、曹绍濂的《西洋古代史》（1934年）、岑家梧的《史前史概论》（1940年）、何鲁鲁的《希腊史》（1934年）、王文彝的《罗马兴亡史》、楼彦邦的《不列颠自治领》（1944年）、张忠绂的《英日同盟》（1931年）、沈炼之的《法国大革命史讲话》（1941年）等等都是较有质量的世界史著作，覆盖了从史前、上古、中古到近代的整个阶段，国别史和专门史的著作也占有一定的地位。田农编撰的《西洋史表解》（1933年）也是一部颇见功力的世界史工具书。各类翻译著作也有着重要的地位，限于篇幅，列举从略。

　　1949年以后，中国的学术界也随政治、社会的变迁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世界史学科在这半世纪里初步建立了学科体系，在人文科学体系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为初步发展阶段；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为学术荒漠阶段；1976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为复苏和大踏步发展阶段。

　　中国世界史的学科体制在50年代初首先在高等学校中建立起来。当时效仿苏联的教学模式，改西洋史为世界史。历史系课程中的世界史份额大大增加，除上古、中古、近代、现代以至当代的通史以外，区域国别史、各种专题史的课程也纷纷开设，有的大学在本科阶段就设立世界史专业。不少大学还设有各种世界史方面的研究所或研究室。在“文革”开始前，部分高校已培养出若干批世界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1978年以后，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学位制度，自行培养出一大批历史学的硕士和博士，为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各种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世界史研究所，世界史学科的全国性研究会等，到1989年已达15个，拥有会员数千人。上海、江苏和湖北等省市还设有世界史学会。专门的世界史刊物也在改革开放以后陆续出版、如《世界历史》（1978年一）、《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1993年）、《世界历史译丛》（1979—1980年）、《外国史知识》（1981——1986 年）、《史学理论》（1987——1989年）等，综合性的史学和社科杂志，以及高校学报、各学会的会刊或通讯等都是世界史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50年代，世界史学界的对外交流对象主要是苏联，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史学界的交往是世界史学科萌芽以来的最频繁、最广泛、最深入的时期，而且有的学者已与国际同行进行世界水平的平等对话。中等教育中的世界史教学仍是世界史普及工作的主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史学科中的指导地位在“文革”前得到了确立，科研工作渐次展开。周一良、吴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通史著作。尽管只写到一次世界大战，并且没能彻底摆脱苏联世界通史体系的影响，但该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构系统严谨，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水平。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了由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组成的断代史，以及地区国别史、国际共运史鼎立的世界史基础研究格局。研究的地区已大大超越了西洋史的范围。对亚非拉地区的现实关注也在世界史领域中得到了体现。该阶段过分强调学习苏联，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现象，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而忽视其差异性，对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等与历史学紧密相关学科的忽视，以及资料的严重不足造成了“文革”前的世界史研究只能属于奠定基础阶段。“文革”期间是学术研究受到严酷摧残时期，正常的研究全线中断。但依旧有学者在相当艰难的情况下，为思考民族的出路，为学术的薪火相传抱着信念坚定地作一些世界史的学术工作。

　　近二十年来，随着对外学术交往的正常进行，历史社会学，历史心理学、历史人口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文化史学、家庭史、妇女史等在西方史学中颇有影响的流派和分支纷纷得到引进，为世界史研究格局的突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国的年鉴学派是在该时期对我国世界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国外史学流派之一。当然，远不止是年鉴学派一家对我国世界史学界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来自西方的影响汇合已有的研究基础，世界史的研究领域得到了较大的拓展。很难用恰当的术语把这些领域概括出来。其中，社会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制度史是对这些领域极其粗略的归纳。在经济史领域，并不是把经济单纯地作为政治变革的基础进行论证，而是在现代化理论和一系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研究经济本身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特别是近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历史考察。在建国以来的史学研究中，曾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忽视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的历史作用和其历史发展。思想文化史的崛起不能不提到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热”的影响与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文化史观的引进和传播，不少历史学者醉心于人类伟大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研究集中于各宗教、民族文化的特性及其在各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作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思潮。传统的研究中政治史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就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机制本身一直鲜有问津。近些年就政治制度史、政治现代化等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这类对传统史学研究领域的溢出中，无一例外，都有着跨学科的背景。借鉴别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无疑是本学科发展中所必需之环节。不过，在有的研究中过度的边缘化趋势难免有些远离史学的基本特征。

　　然而，所有新领域的研究都离不开地区国别史长久以来的研究基础。而新课题的研究一般都限定于某一地区和国家。一些地区和国别的通史纷纷问世，杨人楩的《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非洲史研究会编写组的《非洲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陆庭恩与艾周昌主编的《非洲史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李春辉的《拉丁美洲史稿》（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孙成木等主编的《俄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蒋孟引主编的《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刘建明与刘予苇主编的《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沈炼之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人民出版社 1990年出版）、丁建弘与陆世澄主编的《德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宋家珩的《枫叶的国度》（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郑寅达与费佩君的《澳大利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区域和国别的断代史著作限于篇幅列举从略）。在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90年代有若干套世界断代史和通史在编写过程中，有的通史的编写规模之庞大是史无前例的。预计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中还将陆续问世。

　　二、上古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进展

　　1.人类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70年代末开始，我国学者就写出了一些有份量的史前史著作，如吴汝康的《人类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的《世界上古史纲》（人民出版社，上册1979年出版，下册1981年出版）、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80年代初，一些人就人类起源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劳动的创造作用，还是自然选择的作用”（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1—602页）他们强调生物进化规律在人类形成中的作用，怀疑劳动创造人的命题；认为人类形成只能到生物进化的一般规律中寻找，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是根据拉马克的学说，而拉马克的学说已为现代生物学的发展所否定（张秉伦、卢勋：《“劳动创造人”质疑》，《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复旦学报》1981年第1、第5期也有这方面文章）。

　　1994年，龚缨晏在该年第2 期的《世界历史》和《史学理论研究》上分别发表文章，提出人作为一种动物，也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如果用劳动这种非自然因素来解释人类产生，把人类看成受超自然规律的支配，实际上是否定了现代科学。针对一些人的诘难，他进而指出，他的文章并不着眼于前人说过什么，而是“根据现代科学的成果我们应当改变哪些旧观念”（《让我们脚踏实地地迈向新世纪——直立行走及我们的学术》，《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

　　另一方面的重要进展是对巴霍芬、摩尔根史前社会组织模式理论的修正。童恩正指出，摩尔根的历史观是“技术决定论的”（《摩尔根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任寅虎认为摩尔根、恩格斯的有关论著在史料运用、逻辑推理和理论分析方面存在一些缺陷（《古代婚姻家庭中的几个问题》，　《史学月刊》1989年第3 期）。 汪宁生也指出：世界各较原始的民族中实行母系的只占15%左右，且多半发生在农业社会，在狩猎、采集或游牧民族中很少见，易洛魁人在与欧洲人接触前也不是母系制（《易洛魁人的今昔——兼谈母系氏族社会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2.城邦问题

　　什么是城邦，它有什么特征，它是早期国家的普遍形式还是某些地区的特有产物，城邦的政体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这些是讨论城邦时的基本问题。

　　二战以来，苏联和西方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说明，希腊、罗马的城邦某种意义上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存在过。1979年出版的《世界上古史纲》论证了城邦普遍性的假说，这是“打有国产印记的城邦普遍说”（郭小凌：《实事求是，锐意探索——十年世界上古史研究论评》，《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

　　此后，《世界上古史纲》的作者不断充实自己的观点。林志纯先后发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认为中国存在过类似古代希腊、 罗马那样的城邦。1989年，日知（林志纯）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可看成是该派观点的集大成之作。

　　不少人对以上观点提出异议。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城邦在古代史上并非普遍规律，并非必经阶段，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和民族未曾有过城邦；把希腊、罗马城邦普遍化，会造成新的“欧洲中心说”（见左文华、陈隆波、孙道天的文章，分别发表于《思想战线》1982年第1期、 《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华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5期）。

　　3.古代雅典（希腊）的民主政治

　　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形成原因的争论，50年代即已开始，主要分歧是：民主政治是来自氏族制度的残余因素，还是这种氏族残余彻底消灭的结果。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进展主要是：

　　（一）指出雅典的工商业虽相对说来较为发达但工商业始终没有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它们的发展决不是决定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原因，希腊城邦社会也不存在工商业阶层与土地所有者阶层矛盾与对立的社会基础（见廖学盛、启良、郭小凌、李韵琴、黄洋的文章，分别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5 期、 《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二）着重从雅典或古希腊人特定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特点说明其民主政治的原因。 黄洋的《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廖学盛的《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这个问题。

　　4.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这是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延续时间最长、参加人数最多、争论也最为激烈的问题。它从讨论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时的思想开始，扩展到东西方古代社会性质、人类历史发展统一性和差异性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

　　20年代末和30年代，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及称为托派的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等曾就该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1951年，童书业发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文史哲》1951年第4期），揭开了第二次论战的序幕，接着日知、 吴泽、王亚南、杨向奎、田昌五等都加入了讨论。

　　“文革”结束后，学者们掀起了第三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开始时争论集中于两个老问题，即如何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及马克思晚年是否放弃了这个概念。当然，各种观点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了。根据蒋大椿的概括，学者们先后提出了11种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主要有原始社会说，原始氏族制社会与奴隶制社会的混合形态说，东方型奴隶社会说，东方型封建社会说，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混合形态说等（《四十年来历史理论研究述略》，《史学理论》1989年第4 期）。

　　实际上，除非发现新的史料，马克思本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及他后来是否放弃了这个提法，已很难搞清楚。80年代后期以来，争论已更多地转向社会形态、东方社会性质、东方的现代化道路等问题上来。与此相适应，放弃五阶段论，主张东西方文明异多于同的人也日益增多。

　　要进一步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可以参看以下论述：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160、500— 504页）；陈启能主编《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1、124—130页）；前引姜义华主编书（第52— 65页）；庞卓恒、张书学、朱政惠等人写的各次有关会议的综述，也很有参考价值（分别见《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和1996年第2期）。

　　三、西欧中世纪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进展

　　1.西欧封建化的争论

　　关于西欧封建化的争论开始于50、60年代，但集中在80 年代初。1980年，胡玉堂发表《西欧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争论就围绕着该文提出的几个观点而展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中是否只有奴隶起义，不存在奴隶革命；罗马帝国晚期的隶农制是否非奴隶制的对立因素、非先进生产分工的代表；这一过渡的决定性力量是不是蛮族的征服。持异议者有代表性的文章是程纯、沈敏华的《试论西欧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与胡玉堂先生商榷》（《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这时期的争论， 思辨的气氛比较浓厚。

　　对西欧封建制全面进行重新认识的当属马克尧。从发表《如何认识封建生产方式的共同规律》（《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开始， 他就农奴制、封建化、劳役地租、中世纪城市等问题进行了多方论述，后来形成《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一书（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该书的特点是从历史事实和国外学者的最新见解，全面讨论了封建主义、庄园、农奴、公社等概念。从而使我们放弃了过去对这些问题过分简单化的看法。

　　马克尧的另一部书《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进一步充实了我们对西欧封建制的认识；同时，他又把人们的眼光引向了王权、行政制度，法律与司法制度等非经济方面。

　　马克尧是强调人类历史的统一性的，由此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欧洲封建社会那些特有的概念是否名实相符，等等。

　　英国是我国学者对西欧封建制度研究中相对最透彻的一个国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英国封建制的形成，英国中世纪的王权、司法制度、议会、都铎王朝。张云鹤、孔令平、辜燮高、徐浩、陶松云、王晋新等都曾就这些方面写过很有份量的文章。主要著作有沈汉、刘新城的《英国议会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戚国淦、陈曦文主编的《撷英集——英国和都铎史研究》（首都师大出版社1994年出版）、金志霖的《英国行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后者关于行会向公会演变的讨论颇有特色。

　　2.资本主义起源问题

　　“文革”前就有人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文革”结束后，许多学者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其中庞卓恒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他各篇文章的观点后来基本上汇编进《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一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其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社会发展的快慢在于现实的人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发展的快慢；西欧的封建社会持续时间较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劳动者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成长条件和状况较为优越，其中最主要的标志是西欧封建社会农业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比较高。

　　用大量具体材料来论证庞卓恒的理论的是侯建新，集中体现在他的《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一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

　　由于搞清封建社会里农民的劳动生产率难度很大，加上劳动生产率又要取决于持有土地多少等种种社会因素，所以庞、侯的观点也引起了一系列批评。马克尧认为庞卓恒关于西欧中世纪农民收入的估算有出入（《关于中世纪英国农民生活状况的估算》，《历史研究》 1983年第4期），王渊明认为农民生活好坏与社会发展快慢不成正比（《法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历史研究》1985年第5 期）。毕道村较系统地反驳了侯建新的观点，认为工商业发展是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主要动因（毕的文章分别刊于《世界历史》1992年第6 期、《人文杂志》1993年第5期、《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另一种有影响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是吴于廑提出来的。他的代表作是《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 他特别强调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冲击的作用，重商的浪潮是在游牧世界第三次冲击浪潮过去后开始的。他及（他突然去世后）他的助手先后编辑的三册《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 1990、1993年出版），颇有影响。

　　上述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集中于14—16世纪。但探讨该问题的一些论著是集中于16—18世纪的。陈勇的《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年出版），钱乘旦主编的《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沈汉、王建娥的《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都有自己的特色，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3.中世纪的自治城市问题

　　中世纪城市素被视为资本主义摇篮，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农业起源”说兴起，人们遂日益强调中世纪城市的封建性，较早出来反对夸大中西封建社会城市相异之处的是沈定平（其文刊于上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除掉中世纪城市反封建的光环，不等于说明它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作用。随后的研究着重在对中世纪城市的各个方面作深一层的考察。主要的成果有万亿的《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法》（《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2 期）、　张冠增的《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商业垄断》（《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顾銮斋的《中西封建社会城市地位与市民权利的比较分析》（《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 刘景华的《中世纪意大利城市衰落的经济结构因素分析》（《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 刘景华还著有《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出版）。

　　4.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的研究在“文革”后迅速成为热门，是拨乱反正工作的一部分。饱受“四人帮”文化法西斯专政的学人深知，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不过，80年代中以前，这方面缺乏深入的研究，如张执中与王正平的争论（见前引姜义华主编书，第626—628页）。

　　1986年，朱龙华发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企业》（《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张椿年发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时间观》（《世界历史》1986年第7期）， 开始把文艺复兴研究推向深入。张椿年的有关成果后来汇成《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的最大特点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文艺复兴的历史地位。

　　程显煜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王挺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宗教生活》（《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等文章， 有助于我们认识过渡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及继承与革新的关系。

　　5.宗教改革

　　解放以来，对宗教改革的阐释主要围绕着恩格斯关于德国农民战争的论述而展开。80年代初，围绕着纪念马丁·路德诞生500 周年（1983年），出现了一次研究宗教改革的热潮。研究的范围也扩大了。

　　客观、如实地评价路德及其时代，是这次“宗教改革热”的重要成果。修海涛指出过去研究的缺陷是低估民族矛盾在宗教改革中的作用，同时脱离德国的宗教状况谈宗教改革。于可认为路德的核心思想不是“因信称义”，而是“唯信得救”。李平晔则强调路德思想的个人主义性质及其与人文主义思想的联系。他们的文章（分别见《世界历史》1982年第6期、《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1 期）摘掉了路德的“叛徒”帽子。

　　以后的研究主要是强调宗教改革与传统的继承关系、深入研究宗教改革的具体问题。章叙珊的《论路德宗教改革对经院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史学月刊》1991 年第1 期）是着重讲宗教改革与中世纪的联系的。朱孝远的《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运用第一手资料，如实地分析了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要求。

　　6.地理大发现

　　20年来，对地理大发现的研究有过两次**。1977年，严中平发表《殖民主义海盗哥伦布》（《历史研究》1977年第1期）， 全面否定哥伦布。接着朱寰发表《应该怎样评价哥伦布？——与严中平同志商榷》（《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主张历史地评价哥伦布。 在他们紧接着的论战中（见《世界历史》1979年第4期， 《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许多人发表文章，不赞成把哥伦布一棍子打死。

　　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学术界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 周年的活动也紧锣密鼓地进行。1992年10月，拉美史、拉美、美国、世界中世纪史、世界民族史等全国性学会邀请了部分外国学者，在北京举办纪念美洲发现 ——两个世界文明汇合5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会后由黄邦和等人编成《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罗荣渠在《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一文中，强调明王朝不存在可导致大变革的“制度化的调适”。

　　当我们结束对西欧中世纪主要问题研究的综述时，还有必要提一下两本书。一本是朱寰等的《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1995年出版），另一本是马克尧主编的《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它们在所涉及范围内，大体上代表了我国的西欧或欧洲中世纪史研究及比较研究的水平。

　　四、世界近现代史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

　　1.世界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

　　自从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问世以来，世界近现代史的分期就被看成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分期问题主要包括近现代史的上、下限；近现代史时期内的具体划段这样两个内容。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长期的讨论。

　　我国学者通常把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史的开端； 把1917年十月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线。但随着近二十年讨论的深入，一些学者对世界近现代史的上下限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有人主张以尼德兰革命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近代史的上限前推到1500年，把1900年或20世纪初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下限和现代史的开端。

　　由于我国一直把“近代”与“现代”作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因此对近代史和现代史又有多种分段。近代史的分段大致有四种意见，其中最典型的是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尼德兰革命到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是资本主义兴起和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美国独立战争到巴黎公社前夕，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各国确立的阶段；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是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和扩张时期。也有人主张将世界近代史分为两大时期，即1640—1871年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1871—1917年为资本主义衰落时期。

　　关于现代史的分段，国内史学界曾借鉴苏联史学界的观点以1917年—1939年为第一个时期，以第二次大战全面爆发后为第二个时期。另外也有以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为界把现代史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内分别存在二阶段、三阶段、四阶段等不同的划分法，比如，有人将第一大时期分为三个阶段：1917— 1923年十月革命后的革命高涨阶段；1924—1929年资本主义相对稳定阶段；1929—1939年世界经济危机和战争危险增长阶段；第二大时期以 1949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随着历史的进展，一些学者对战后历史划分提出不同见解，有人主张以60年代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也有人主张以5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为界划分为三阶段。此外，还有其他的分期主张，在此不一一列举。

　　世界近现代史分期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主要源于对分期持不同的理论依据。多数同志主张以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为依据，因为它最能反映世界的规律性和统一性。也有人认为应以世界主要矛盾的演变作为分期的依据，以主要矛盾引起的重大事件作为分期的路标。还有人认为应以世界较多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作为分期依据，在坚持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理论前提下，又要照顾到各个地区和国家的特殊性。比如，把世界近代史上限划在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在涉及某个具体国家的分期时，可以灵活一些；可把英国近代史上限定在17世纪中叶，法国近代史开端定在18世纪中叶，日本近代史从明治维新算起，中国的近代史从鸦片战争算起，等等。

　　2.世纪近现代史革命与改革的研究

　　我国史学界对近现代史上革命运动的研究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四大类型：

　　一是农民革命运动。如17、18世纪俄国的农民战争、朝鲜甲午农民起义，等等。

　　二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我国学者关注最多，取得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从尼德兰革命到英国革命，北美独立战争以及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拉美的独立运动，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法国七月革命，欧洲1848年革命，美国南北战争，德国、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关于明治维新性质，史学界有多种说法，本文采用 “革命与改革”两阶段之说），俄国1905年革命，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的性质，还有“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说），等等，都进行过广泛探讨。学者们的研究不仅涉及革命的爆发原因、进程、特点、性质、历史地位、人民群众的作用等问题，还涉及革命中的人物及派别的思想与活动、革命中的土地问题、革命的激进程度问题、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等各个方面。

　　三是无产阶级革命。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1919年匈牙利革命等几次大的革命运动从各个角度进行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十月革命是这一研究的重点课题。学者们的研究涉及这次革命的前提、特点、性质、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旅俄华工对革命的贡献、革命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以及革命的历史经验等各方面。如柳植的《十月革命与历史的选择性》（《历史研究》1988年第5 期）一文对十月革命的发生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齐世荣《论有关十月革命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96年第2 期）一文对十月革命发生的主客观条件和历史地位进行了研究；孙成木、李显荣、康春林所著《十月革命史》一书是这一课题研究有代表性的著作。

　　四是民族解放运动。这方面研究涉及近现代史上所有的反殖民主义的革命，如拉美各国的独立运动，东南亚各国人民近现代史上历次反殖斗争，19世纪波兰的民族解放斗争，印度、伊朗、土耳其、朝鲜等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本世纪50年代末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非洲各民族的独立斗争等等。

　　在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对改革运动的探讨也是一个重要内容。主要课题有：19世纪英国的三次议会改革，英国文官制度改革，俄国的彼得一世改革，1861 年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墨西哥的胡亚雷斯改革，暹罗曼谷王朝拉玛王世改革，20世纪初越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阿富汗的青年阿富汗派的改革，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伊朗李查汗改革，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罗斯福新政，美国肯尼迪、约翰逊的社会改革，前苏联和东欧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等等。

　　我国史学界很长一段时间对改革持否定态度，缺乏具体分析。近二十年来，研究才真正深入。比如，关于罗斯福新政的评价，50、60年代我国学者主要批判其 “反动”实质。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新政的内政外交有了全面探讨，一些学者对新政有了新的评价，肯定其进步性和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力的作用（黄安年：《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性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刘绪贻：《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作用》，《历史教学》1981年第1期， 等）。对其他改革问题的研究，也有类似情况。

　　近现代史上革命与改革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近年来，有关对革命的反思、对革命与改革关系的认识、不同革命与改革运动之间的对比、从文化角度研究革命和改革等各有少量论著出现，相信这样的成果会更丰富。

　　3.资本主义问题研究

　　解放前，在我国现实政治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抉择中，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优于封建的社会制度来认识。但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尤其是苏维埃革命的传播使得中国在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政治和伦理等层面的批判，进而在政治斗争中作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在此期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却没有真正展开。新中国建立以来相当长时期内的世界史研究中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相当片面，并对其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作出了并非实事求是的判断。“文革”结束后才开始对资本主义历史和现实作真正学术意义的研究。

　　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其对象无疑主要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把19世纪末20世纪前的时期划为一阶段（自由竞争阶段）。其后为垄断的资本主义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尽管仍处在这一阶段，但研究中习惯将之称为当代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起源后的发展，所面临第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资产阶级大革命或改良。通过这些政治运动在欧洲和北美大陆确立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巩固了资本主义的一整套的社会经济制度。无论是革命抑或改良都不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好道路。革命或改良后的政治活动将继续用暴力或非暴力的形式推进国内重大制度建设的进程，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当然英法美德意俄各国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表现的各自发展特性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欧洲和北美的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大肆扩张，具有强烈的传导性，使一些亚非拉地区忙于应战。它们开始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本国或是防卫、或是引介、甚至大规模改革以一定程度采纳这一制度。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其中的典型。毫无疑问，这种改革的彻底性是有限的，并且是走向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前奏。而那些没有进行日本式大规模改革的国家，至少也引起了从意识形态、民众心智到社会经济生活较强烈的震动和变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际，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行将结束时，纷纷进入了垄断阶段，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由此，学界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作了进一步的划分，分为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四阶段。中间两阶段大致处于19世纪末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认为资本主义进入垄断，传统的银行因为金融资本的作用从普通的中介人转变为万能的垄断者。对私人的垄断不加以调控将激化资本主义的固有的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从而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社会混乱和政局的动荡直接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1929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潮流以摆脱和解决大危机。美国式的“新政”和德意日式的法西斯主义。这两者的研究力度在世界近现代史中属上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世界资本主义并没有如有的预言所宣称的帝国主义正在衰亡，反而在新科技革命为中心的战后生产力大发展中展示了较强的生命力。因此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提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再认识。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主要从以下角度切入：所有制结构中私人垄断所有制、中小资本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共存，导致了生产的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社会化；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相结合构成了经济调控体系，其中国家干预的消长成了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命运；经济产业的格局随着科技的进展而大规模的变化；经济管理领域的日益社会化、民主化和文化化；多层次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社会的阶级与阶层构成出现结构性的变化，特别是在理论上有争议、统计上有歧义、观察上有意义的“中产阶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跨国公司作为垄断国际化的表现其规模形态、性质和影响都成为研究热点；当代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区域经济一体化；民主社会主义和左翼政党在欧洲发展等等。

　　近些年来一些几乎贯穿资本主义整体历史的，诸如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党制度、文官制度、知识产权制度、人权的意识和保障制度等问题开始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的具体要求与表现。

　　4.国际共运史研究

　　国际共运史是我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建国以前，就有人对国际共运中的一些重要事件进行介绍，还有人从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出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但都属于粗浅的研究。我国史学界对国际共运史的真正研究是在建国以后，尤其是1978年后。学者们对国际共运史的研究涉及广泛，大致有以下一些重要内容：

　　（1）马克思主义的创立；（2）共产主义者同盟；（3）第一、 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4）德国社会民主党；（5）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俄国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6）法共、希共、意共缴枪问题； （7）苏共二十大；（8）匈牙利事件；（9 ）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10）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11）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党；（12）国际共运史人物研究；（13）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14）战后国际共运面临的挑战。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方面，学者们就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前提、理论渊源及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发表了许多论著，其中萧锡有、赵邨方等人所著《马克思主义诞生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史学界还重视对国际共运史上一些组织机构的关注，如许多学者就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产生、性质、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历史地位、内部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第一国际、巴黎公社与第二国际等方面都有出色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研究是国际共运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以《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工人贵族理论、恩格斯晚年思想为重点。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则集中在列宁主义的诞生、列宁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关于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斯大林思想的研究主要涉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干部制度、阶级斗争理论、政治制度建设理论与实践、斯大林的军事、外交政策等问题。

　　在重大事件方面，学术界探讨了匈牙利事件的国际国内原因及性质、影响等。关于法共、希共、意共的缴枪问题，过去我国学者一直对此持否定态度，78年后讨论进一步深化，并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另外，80年代后，我国史学界开始对苏共二十大的历史作用进行重新评价。许多学者认为苏共二十大及“秘密报告”尽管有错误，但不能全盘否定，而应当基本肯定。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高敬增在《重评苏共二十大》（《国际共运》1986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 苏共二十大是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转折点，它是各国马克思主义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起点，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体制改革的起点，也是国际共运大动荡大分化的起点，还是赫鲁晓夫推行新的个人崇拜和大党主义的起点。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近年来国内共运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主要探讨的问题有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改革，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的一系列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道路，匈牙利的改革等。围绕这些问题，学者们从改革的原因、内容和经验教训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有关共运史的其他问题，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欧洲共产主义，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战后国际共运面临的挑战等，史学界均有大量成果问世，限于篇幅，不一一述及。

　　5.世界近现代史中的战争与国际格局研究

　　世界历史总是伴随着战争的血雨腥风。在人类日益跨入一个世界体系之时，战争也逐渐从民族间、国内不同势力间、邻邦间的发展成而具有了世界意义。在这里所关注的主要是国际领域的战争与和平，其中还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和国际组织等方面的发展。民族国家内部的冲突与战争不在此例。

　　新航路的开辟是世界近代史开端的重要标志之一，随之而来的是历时五个世纪的殖民战争。这种战争对较为先进的殖民国家来说并不是其国际战争的全部，而对被殖民的落后国家来说反抗侵略的战争是其获得民族独立以前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内容。

　　在殖民战争的同时，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王朝之间的战争依旧存在，只不过在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得较强的地方这种战争又表现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国际冲突。当然在19世纪以前更多的呈现为王国间利益的争夺。这可以从西欧各国在美洲和南亚、东南亚的殖民地中清楚地看到。19世纪以来，列强纷纷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世界落后地区进行最后的瓜分。但是诸如德日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在瓜分狂潮中因先前殖民浪潮中的缺席，而要求进行国际格局的新安排，从而导致国际冲突则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典型体现。

　　在法国大革命的国际形势中，反法联盟的武装干涉和拿破仑战争体现了那个时代战争的特性。对革命的国际剿杀，欧洲大陆国家是不希望在自己身旁出现一个不同政治制度的法国，就英国来说重点则是乘机打击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而拿破仑战争的多重性评价标准一直为学术界所采用，即其侵略性、自卫性和对法国革命资本主义原则与精神的传播的作用。拿破仑战争之后重新安排欧洲格局的维也纳体系虽然是欧洲大陆封建势力的结盟抵御革命，但其根据欧洲均势的传统原则所重新安排的国际格局则是近代国际关系领域重要的里程碑。

　　德意志和意大利通过王朝战争的形式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统一。这种有着较强地区性的战争所实现的国家统一和随之而来的改良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其国际意义同样不可小视。由此诞生了两个影响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格局和安全的资本主义强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在这一格局中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而更为突出，在20世纪初形成两大对立的同盟体系和军事集团，并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是20世纪特有的历史现象。现实感和责任心都促使我国史学界一直十分重视两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二战史的研究走得尤为前列，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这一研究达到了**。从世界历史总进程的宏观角度来看，我国学者认为判断世界大战不单纯以战争的规模、范围和卷入国家的多少为标准，而只在世界性经济、政治的矛盾发展的背景下，为解决世界性矛盾，当时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国卷入进而牵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面战争，才能称之为世界大战。我国学者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于战争的缘起和责任、一战中的美国、一战与革命、中国参战和巴黎和会、一战参战国的数目以及一战的影响和地位等问题。但总的说来空白点还很多，研究水平和规模都远不能与二战史研究相提并论，在世界史领域处于某种程度的滞后状态。我国的二战史研究主要从二战的起点与性质、法西斯主义与二战、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1939—1941年苏联的外交、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二战的战略、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各国的抵抗运动、战争经济、战时国际关系、以及二战的结局和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后果是多方面的。就战争本身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战争进入到无限化总体战争阶段，并在二战期间把这种无限化推向了能够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的极限。此后，人类战争开始日益受到制约和控制而走向有限战争的新阶段。对国际格局和体制来说，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二战后形成的 “雅尔塔体制”、“冷战”格局和“联合国”，它们在国际事务和世界格局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对此的研究也较为广泛和深入。而且随着各国档案的逐渐解密和当事人的去世，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对“雅尔塔体制”和“冷战”的研究方兴未艾。

　　与战争相始终的和平运动在近些年来开始受到关注。主要是对和平运动的起源与传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事与愿违的和平运动，核战争阴影下的和平运动以及和平研究的历史回顾，以图对和平运动的起因、作用、规律、性质以及和平问题本身有进一步的认识。但总的说来这一研究处于刚起步阶段。

　　国际组织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在二战行将结束时诞生了联合国。联合国历经五十多年的坎坷发展成为所有国际组织的中心，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今，“世界需要联合国，联合国需要世界的支持”已深入人心。对联合国的研究在八十年代以后逐渐走向深入。从世界史的角度着重研究了联合国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加速世界非殖民化进程、对世界经济与社会问题以及人权问题的促进等方面，并对联合国未来的发展作了展望。

　　与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相类似，在本世纪的后半叶出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这一潮流中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性经济组织尤其受到关注。而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日显其重要性的跨国公司也开始进入历史学的视野。

　　6.世界近现代史与现代化问题研究

　　“现代化”一词，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经常性地见诸我国报刊，并成为广泛讨论研究的大课题。但国难连连，这一课题沉寂了数十年。六十年代周恩来以国策的形式提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屡屡在政治报告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占据重要地位，现代化成了国家建设的目标。现实的形势需要使得我国蓄势待发的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现代化这一大课题。而现代化问题进入我国世界史学界的视野颇具戏剧性。六十年代，当我国学者获悉在日本箱根召开的日本现代化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时，曾在当时的背景下就赖肖尔等人的“日本现代化论”进行过批判，认为那是对抗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二十年后，现代化研究却成了中国史学界的一大研究热点。而史学界也是现代化问题研究的主力军。该主题研究的主要参与者集中在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两个领域。在这里主要回顾的是世界近现代史学界的现代化研究和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的一些方面。

　　除了译介国外现代化理论的一些著作外，我国史学界的现代化研究首先是从历史观着手的。在研究吸收西方现代化理论和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罗荣渠提出了“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重新考察生产力在历史大变革中的作用，从迄今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原始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三种根本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社会生产力中发现，同一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其发展道路可以多模式，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样的。对根据以生产力标准划分的原始农业文明、古典农业文明、原始工业文明和发达工业文明演进四阶段的总结分析，打破了世界史的传统框架。

　　在“一元多线”历史观的基础上需要对现代化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就现代化变迁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作出解释。由于现代化研究覆盖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范畴，没有确切的公认定义。具体在我国世界史学界，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涵盖对现代化自身理论的探讨、对先进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作出解释和总结、为后发现代化国家选择发展战略这样三个层次。经过从时间问题的哲学探讨，“相对现代化论”和“资本主义现代化论”的分析以及语义学和词源演变上的考察，使学术界逐渐把“近代化”和“现代化”混用的局面统一到“现代化”。

　　我国世界史学者根据现代化理论对世界近现代史作出新解释的首先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就现代化不只是个别国家和地区特有的历史进程，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发展趋势；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核心和动力，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整体变迁；现代化是从15世纪前后滥觞，西欧早期工业化为发轫的延续至今的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这些问题达成了共识。

　　关于西欧原初现代化启动问题、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浪推式前进进程、各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的难点和热点。我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长期以来的一大重点是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发展史，在现代化研究的影响下，重新对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研究，从而使对它们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对非欧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拉美、东亚和西北亚，这也是第三世界最早开始现代化的地区，具有较强的典型性。由于八九十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我国对东亚现代化的经验和模式尤为关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学者就东亚现代化中的文化因素作了并不拘泥于韦伯理论的新探索。

　　现代化研究为世界史学界引进了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宗教世俗化、城市化、家庭核心化、教育普及化、社会心理个性化、全球一体化等历史潮流，都需引进发展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生态学、未来学等学科进行系统研究。这些跨学科研究极大丰富了对世界近现代史的认识和阐释体系。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上述的每一潮流都展开了具体研究，进一步打破了旧有的研究格局，还原了历史的丰富多彩，从而直接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科学化决策提供参考，并使历史学研究在内容上更能引起大众的兴趣。这在人文学科社会境遇并不乐观的情况下显得更为重要。

　　现代化问题研究在我国世界近现代史领域中，已经从专业论文和前沿课题渗透到了大学课程，但它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也不可低估。现代化的范畴在研究中时常没有经过严格的限定，而使研究范围过于宽泛；从方法论上来说，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对立的两分法显得过于机械，比较史学研究则刚刚起步；当前世界形势中，广大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而赶上发达国家，反而有加深鸿沟的趋势，现代化理论对此亟待作出回答；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威胁人类和整个地球命运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现代化理论作进一步研究；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日益深刻地改变世界，现代化需要在其研究视野中作出前瞻；等等。也正因为还面临着诸多问题，而使现代化研究具有可开创性的未来。

　　7.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研究

　　近二十年来随着史学从片面的政治史中走出来，特别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深入人心，科技问题和产业革命问题在世界近现代史领域中日益受到了重视，放到与世界历史发展相称的位置上。

　　近代以来，人类的科技和产业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变革。一般把这些变革划分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三个递进层次。从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和牛顿的理论力学的建立至今这三层次分别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的三层次革命呈现交叉现象。这三阶段三层次的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遍及整个世界近现代史，形成了螺旋式上升的网络式结构。产业革命是生产力质的飞跃，是现代化阶段的重要变革，但不应与人类文明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形态过渡混淆起来。

　　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三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并不十分显眼。而第二次产业革命在工业领域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变革，建立了大工业文明。这次产业革命几乎找不出什么工业部门没有受到新科技的直接影响，而且是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几乎同时发生的。对一些后进的国家来说，两次产业革命则是同时交叉进行的。

　　在史学研究中习惯把科学和技术统称为科技。除了科技本身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外，史学工作者更多关注科技进步或革命的社会背景。而研究有关科技对社会历史的作用和影响时，一般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三个递进层次综合来看。有不少论述甚至并没有严格区分这三个层次，而统称为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在英国起源的历史原因有着较多的研究。英国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确立，其作为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作用就有了更大的发挥，有利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更大发展和改造。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农业资本主义化改造，不仅是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而且为产业革命准备了劳动力、商品粮、原料等前提条件。有的学者把这一过程视为英国的农业革命。商业战争、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和近代国债与税收制度提供了巨额的资本原始积累。手工工场的发达为产业革命准备了技术经验和技术工人。而英国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水平达到了当时的世界之巅。

　　第一、第二次产业革命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历史影响已有了较多研究。总的来说，近代产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巩固起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世界现代史上的两种社会制度和三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发展都与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紧密相关。

　　正在进行中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在史学领域目前还没有像前两次产业革命那样有着较深入的研究。目前可以预见的巨大的产业调整，其历史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新科技的传播方式和过程也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方面。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和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发展顺序是值得后发现代化国家选择发展战略作为借鉴的经验。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生产力进步造福人类的同时，它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功能。生态环境问题、能源危机、核泄露核武器的威胁都是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关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人们纷纷从人文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评估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和整个工业文明。历史学在其中也责无旁贷。不过我国史学界在该领域的成果还处于刚起步阶段。

　　近代以来的三阶段三层次的革命所涉及面极其广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会不断地遇见发达国家在这些革命中曾经经历的问题。历史学仅从提供经验借鉴的角度所要承担的研究看来都还只是起步阶段。近年来，与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教育问题、妇女问题和环境问题等都开始有了初步的研究。总的说来，这些领域的研究在我国还将有大的突破。

　　8.殖民主义问题研究

　　殖民主义是人类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世界性现象，是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殖民主义的产生和演进曾经是史学界考察的问题之一。15世纪地理大发现及随之而来的征服活动标志着殖民主义的诞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殖民主义的方式也不断演进。15—18世纪，西方殖民国家主要凭借武力进行赤裸裸的暴力掠夺；18世纪末19世纪初，则打着自由主义旗号以不等价交换为主要手段；从19世纪末开始，殖民国家以资本输出为主对落后地区和国家进行控制；二战以后，以资本输出、经济“援助”手段的趋势更加明显。

　　殖民主义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殖民侵略和殖民掠夺是史学界长期探讨的重要内容。不少著作和论文对殖民主义者在亚、非、拉美各地的殖民征服、殖民侵略手段、殖民政策和掠夺、奴役活动及相关的背景、过程、影响进行了阐述。比如，有关黑奴贸易问题就是史学界一直研究的重点。学者们不仅对奴隶贸易的兴衰、奴隶贸易对非洲社会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而且就奴隶贸易对英国的影响，奴隶贸易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与种族歧视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非殖民化政策和殖民体系的瓦解也是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一些学者对非殖民化理论、内容、目的、作用、性质和发展演进作了考察与评价，有的研究者分析了殖民体系崩溃的各种原因及影响，等等。此外，华工对西方殖民地的开发问题，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

　　殖民主义研究最重要的内容是对殖民主义作用的评价。过去，我国学者对殖民主义的剥削、掠夺性质，即破坏性后果探讨较多。近年来，学者们围绕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理论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深入讨论。对这一理论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殖民主义的不同评价。有人认为，殖民主义在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为非西方世界向现代化社会变革提供了启动力量；有人认为，落后国家和民族具有自身现代化的能力，应当更多地看到殖民主义扩张和掠夺的动机；有人提出，应从整体、全面的观点辩证地理解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还有人指出，应对殖民主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作用进行具体分析；也有人认为，殖民主义没有任何进步作用，等。各种观点形成了热烈的争鸣气氛。

　　关于殖民主义，还存在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如，殖民活动的代表人物，殖民主义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政策变化，对晚期殖民主义的认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治独立后的现代化问题，等等。

　　五、反思与展望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它具有鲜明的发展阶段，并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息息相关、紧密相联。

　　自鸦片战争之后，古老的天朝帝国被船坚炮利的“蛮夷之邦”所击败。一批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睁眼看世界，开始关注这些“蛮夷之邦”，以最终达到 “制服蛮夷”的目的。从此，中国对外国的了解和介绍，乃至后来的世界史研究，无不贯穿着这一主题：为中华的崛起而了解世界，研究世界。世界史研究肩负着强烈的救世济民的时代重任。这一点成为政治家赋予史学家的工作任务，也成为很多世界史研究者埋藏于内心挥之不去的“情结”。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世界史发展的一大特点，也是我们总结得失，进行反思的切入点。

　　当世界史刚刚起步，处于较稚嫩阶段时，1949年之后开始全盘引进苏联史学研究模式。这种引进不单是一种研究理论、方法等方面的学习和模仿，其实质是把前苏联史学界自斯大林之后形成的僵化的“左”的思想教条加之于史学研究，是对人们思维模式的改造和转换。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前苏联史学界所具有的为国际史学界所公认的史学传统未能得到很好地学习和运用。“左”的教条主义在“文革”中被推向了顶峰。从时段上看，1955年至1978年共约二十五年时间。其实，它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了这一时段。直至今日，我们还在清除它的影响。它所造成的另一直接危害还在于，使原本在解放前已经由一批留学归国的学者所奠定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基础遭到破坏和抛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这一切昭示着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史学不应成为政治的婢女，不应简单地照搬于某一种教条或模式。

　　本世纪初至1949年，当世界史被列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后，一批归国学者就为从事世界史研究，创立学院派作了很多的努力，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不幸的是，这一学术发展的自然过程在1949年之后被三次打断。第一次为全盘吸收苏联模式，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为市场经济的大潮，尤其是对第三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还未有清晰的认识。临近世纪末，参照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尽管我们在1978年以后的二十年里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但就构建学院派而言还不尽如人意。所以从构建学院派的高度，必须认真清理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传统，总结世界史学科发展之得失，承继优秀学术遗产，进行新的学术创造，从而真正地走向专心学术研究，推进学术进步的学术之路。

　　20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有两个突出的发展时段。第一个时段为三四十年代：在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良好局面，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个突出的时段为1978年至今：打倒“四人帮”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学术，促进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下，史学界也开始拨乱反正，逐步清除“左”的思想在史学界的反映，进行了正常的学术探讨和学术争鸣，在很多问题上突破禁区，敢于探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使世界史学科逐步进入正常发展的阶段，迎来了它的发展繁荣。历经磨难的中国世界史研究能有这样的发展时段和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自然也令人感慨万千。几代学者呕心沥血、筚路蓝缕铺就了20世纪世界史学术不断进步之路。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史长廊将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名字。

　　历史是今天和昨天的对话，是今人和逝者的沟通。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历史学家扮演着解释者的角色。回顾20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不能不反思历史学家群体自身。我们有像顾准那样冷静独立思考的学者，但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候，如浮云一般，随风而逝，并经史学家之手参与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学术悲剧。时至今日，当我们翻检发黄的报刊资料，目睹批判雷海宗等人的战斗檄文时，内心充满万般痛楚。如果说本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历经曲折，谁敢说历史学家不用承担其中的责任。这里并非要追究单个人的责任，只是提出历史学家必须肩负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历史学是一门积累性极强的学科，只有在既有的基础之上才有前进的起点，只有在现有的学术高度上才能不断地向上攀登。因此，20世纪世界史学科的进步将为21世纪世界史学科的繁荣奠定学术基础和积累之功。尽管其发展还有很多不足，略显单薄。但没有它，我们也就无法跨进崭新的21世纪，我们正是在它的学术沐浴和滋养下即将走进新世纪。

　　展望新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将如何发展，在此，我们试图勾勒出这种演变和进步的轨迹。

　　第一，世界历史将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

　　当改革开放把中国从闭关自守中解放出来之时，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这使一个远离世界的古老国家自觉走进世界，与世界形成不可分隔的整体。现实的发展进程既已如此，那么，作为解释现实进程的世界历史自然应当包括着中国，不应当再像以往一样把中国史从世界史中剔除。现在必须把中国史的内容纳入到世界历史进程中，使中国史成为世界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要在世界宏观历史的进程中理解中国历史的进程，理解这一个民族的兴衰起伏，探索中国的发展趋向。同时也在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之中加深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解。所以现在我们要打破固有的学科界限。中国史研究者需要把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研究认识；世界史研究者也要突破原来的界限，自觉主动地把中国史纳入其研究视野。这样，当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成为世界历史的研究内容时，世界的历史才真正成为世界史，我们也才能得出更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第二，社会变革的展开与研究取向的拓展。

　　当代中国正在展开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代，也是这个民族自身在遇到挑战进行回应并进行超越的时代。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题材和内容，使研究取向发生重大转折。同时，现实社会运动的展开和实践也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新的思考视角。历史学家将在现实社会的实践和参与中获得启示，并对社会出现的新的现象和问题作出解答。值得欣慰的是，从近几年来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历史学家已经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入这种研究。目前的问题在于，由于太关注现实，常常只是从历史上选取一些与现实相类似的个案进行简单描述，致使学术性受到影响。如果能在较为充分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为现实提供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于学术和现实均有益。看来，在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学术研究与现实的社会实践之间找到契合点，通过我们的整理和智慧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历史解释和借鉴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重任。

　　第三，承继中国史学传统，创立中国学派。

　　置身于民族文化的中国史学应该吸纳世界各国优秀史学成果的基础上走向汇合和融通，创造中国学派，展开国际对话，参与世界史学发展，这是当代中国史学家肩负的重任，更是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走势。无论如何，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者只能是在我们民族自身的民族精神、民族特性、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承继着我们民族的优秀史学传统，展开研究，尽管研究的对象是世界史，而其研究成果却应显示出中国的特色，成为中国学派。在这里，历史学家无法抹杀和超越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任何“全盘西化”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都无法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相反，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梳理承继中国史学的优秀成果，在与世界文化融合会通的大潮中，形成为富于开放的，既有共同话语又有中国特性的中国学派，才能为世界史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贡献。

　　第四，勇当迈向新世纪的历史学家。

　　在推进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不能不把视线移向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历史学家。这支队伍的数量多寡，知识结构和精神状态等等均在影响未来历史学的发展。回顾20世纪的世界史学科发展，中国的历史学家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现在，建国后培养成材现已成为历史学界前辈的均要相继退出，一批中青年队伍将支撑着历史学阵地。在这代际更迭、新老交替之时，新一代的史学研究队伍理应薪尽火传，承继传统，踏实向前，肩负起推进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