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上）

　　“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安溪（感化里，今湖头镇湖二村）人”（《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李光地生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康熙间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是有争议却又深得康熙帝信任的人物，在清初政治史和学术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在科学活动组织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代的学者尊称为“安溪先生”，或“安溪李相国”。

　　青少年时期精研宋明理学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光地出生于有诗书教养的富绅之家。“幼颖异”（《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五岁便入塾从师授读，“未尝一启齿，发声试之，辄已成诵，不失一字。善属对，矢口惊人。塾师弗能教也”（杨名时《碑传集·卷13·文贞李公光地墓碣》）。

　　“年十三，举家陷山贼中，得脱归。力学慕古”（《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13岁遍读群经，18岁编写《性理解》，19岁写《四书解》，20岁写《周易解》，24岁辑《历象要义》，25岁通律吕之学，后又从著名学者顾炎武受音韵之学。他尤其致力宋明理学的探求，“以濂、洛、吴、闽为门径，以六经四子为依归”（杨名时《碑传集·卷13·文贞李公光地墓碣》）。

　　清·康熙三年（1664年），李光地试策论举于乡；康熙五年（1666年），中举。

　　“康熙九年（1670年，28岁）成进士（殿试拟第一，因制策错一字，降为第五），（奉旨试诏令，考第一）选（翰林院）庶吉士（习满文），（康熙十一年[1672年]，圣祖诏诸翰林各献所学，李光地进《河洛图说》；秋，庶吉士散馆考第一）授编修。十二年（1673年，二月充会试同考官），（十月）乞省亲归。”（《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蜡丸案（即卖友案）

　　就在李光地省亲归里的这年（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平西王吴三桂据云南叛清。“十三年（1674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于福州，不久，定南王尚之信也在广东反清；史称“三藩叛乱”），郑锦据泉州，光地（一时无法回京）奉亲匿（安溪）山谷间，锦与精忠并遣人招之，力拒”（《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李光地出于无奈，于耿精忠叛乱的第二年，即康熙十四年（1675年）年初，派其叔李日蚃至福州探听消息。以此与陈梦雷发生了一起后来震动仕林的公案。关于这起公案，《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中有如下简陋记述：“陈梦雷者，侯官人。与光地同岁举进士，同官编修。方家居，精忠乱作，光地使日蚃潜诣梦雷探消息，得虚实，约并具疏密陈破贼状，光地独上之，由是大受宠眷。及精忠败，梦雷以附逆逮京师，下狱论斩。光地乃疏陈两次密约状，梦雷得减死戍奉天。”

　　这时与李光地同榜进士且颇有交谊的侯官（今福州）人编修陈梦雷，也因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回乡省亲之故滞留福州，陈梦雷和其父都被耿精忠软禁，逼授伪翰林院编修之职。陈梦雷不受，耿精忠怒降其为户部员外。陈梦雷无奈，托病不出，与之周旋。

　　当他见李光地之叔前来，并得知李光地亦即将来福州之消息，大为震惊，遂亟催促其“速归”，并请其劝阻李光地千万勿自蹈凶地，“勿陷网罗”（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他又恐李日蚃不能劝阻李光地，于是特派人辅之同行。正当此时，李光地已“自泉州五百里外，方巾大袖” （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4·（康熙）四十四年五月疏》），来到省城福州，投见耿精忠，继至陈梦雷家。

　　陈梦雷对其轻率投耿精忠甚为忿慨，不愿与见。后在陈梦雷之父的解劝下，两人相见。陈梦雷将“耿逆之狂悖，逆党之庸暗，兵势之强弱，间谍之机宜”，向李光地作了详尽的分析介绍。李光地“见其凿凿可听，始为恍然”。于是两人密议， 密疏向清廷表忠，疏由梦雷与李光地同具名，封疏于腊丸，由李光地借口父病速归，设法从山路潜携进京上呈朝廷；陈梦雷则继续留在福州“从中溃其心腹，睽其党与”，做内应。

　　陈梦雷表示在耿精忠面前设法关照李光地全家安全，并以“全家八口为保”（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李光地说：“果能保全者，本朝恢复日，君之事予任之”（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0》）。又说：“他日幸我之成功，则能白尔之节；尔之节显，则能白我之功”（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未几日，李光地托辞父病归家侍疾，离福州逃匿安溪山间。

　　两人密议后，李光地游移观望，未即上京。康熙十四年（1675年）五月，李光地见耿精忠败势已成，遂于《密陈机宜疏》中删去陈梦雷之名，用蜡封裹（即蜡丸疏），遣家僮夏泽出杉关奔赴京师。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载：“（康熙）十四年（1675年），密疏言：‘闽疆褊小，自二贼割据，诛求敲扑，民力已尽，贼势亦穷。南来大兵宜急攻，不可假以岁月，恐生他变。方今精忠悉力於仙霞、杉关，郑锦并命於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与赣州接壤，贼所置守御不过千百疲卒。窃闻大兵南来，皆於贼兵多处鏖战，而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此计之失也。宜因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人，诈为入广，由赣达汀，为程七八日耳。二贼闻急趋救，非月馀不至，则我军入闽久矣。贼方悉兵外拒，内地空虚，大军果从汀州小路横贯其腹，则三路之贼不战自溃。伏乞密敕领兵官侦谍虚实，随机进取。仍恐小路崎岖，须使乡兵在大军之前，步兵又在马兵之前，庶几万全，可以必胜。’置疏蜡丸中，遣使间道赴京师，因内阁学士富鸿基上之。上得疏动容，嘉其忠，下兵部录付领兵大臣。”

　　当时京中官员以夏泽“自贼中来，虑有他变，弗敢以闻”（钱林《文献征存录·卷4·李光地传》）。得泉州籍内阁学士富鸿基以全家百口作保，即日代奏。

　　此疏对敌我双方情形之分析及出兵布阵的建议很有见地，但疏中却只字未提与陈梦雷共谋之事，更未联名，只具他个人名字。后来他向陈梦雷的解释是“诚恐事泄俱毙无益”（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

　　“时尚之信亦叛，（清兵）师次赣州、南安，未能入福建。（浙江的清兵屡次击败耿军，因此乘胜追击）康亲王杰书自衢州（于康熙十五年[1676 年]九月）克仙霞关，复建宁、延平（插向福州），（十月）精忠请降。（康亲王杰书）师进驻福州，令都统拉哈达、赉塔等讨郑锦，并求光地所在。”（《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康熙）十六年（1677年，正月拉哈达麾军南下），（二月）复泉州（李光地乞禁屠城，泉城得以安堵）。”（《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拉哈达得知李光地离安溪县七十里结寨而居，因遣人以所奉上谕宣示。“光地谒拉哈达於漳州。拉哈达白王（康亲王），（康亲王）疏称‘光地矢志为国，颠沛不渝，宜予褒扬’，命优叙（《清圣祖实录·卷66》载：旨：“李光地不肯从逆，差人密奏地方机宜，忠贞茂著，深为可嘉，著从优议叙”），（夏，部议于额外升为侍讲学士，康熙帝特为下令“著于额外升为侍读学士”）擢侍读学士。行至福州，以父丧归。”（《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康亲王奏报中列举许多抗逆人物，但却没有陈梦雷的名字。

　　九月，李光地北上进京赴任，到了福州，再次与陈梦雷相会。他对陈梦雷说：“尔报国之事非一，吾当一一入告”（陈梦雷《闲止书堂集钞·卷1·绝交书》），并写长诗相赠，中有“李陵不负汉，梁公亦反周”（陈梦雷《闲止书堂集钞·卷2·寄答李厚庵百韵》附《李厚庵原赠诗》）之句，赞美他身陷敌中，而忠于朝廷。但朝廷并不了解陈梦雷的情况，此时最了解也最能为陈梦雷作证的只有李光地。陈梦雷对李光地完全信任，也寄予了巨大希望。

　　康熙十七年（1678年），就在李光地升任内阁学士、倍受康熙宠信之际，耿精忠因被告发降后尚蓄逆谋，系狱受审，陈梦雷也被徐宏弼诬奏“从贼” 叛附耿逆出任大学士，因密疏中被删去姓名，“负谤难明”，处境岌岌可危。李光地于康熙十九年（1380年）八月服除奉母赴京入值，为自保爵禄，竟然忘义负友，不为剖白。陈梦雷悲愤至极，于七月份写下了《告都城隍文》，开始揭露李光地的背信弃义行为。九月，即李光地出任内阁学士的第二个月，陈梦雷被逮入狱。第二年（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廷鞫以死刑论。

　　但因陈梦雷公开揭露李光地欺君卖友之事，早已在朝廷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谴责李光地而同情陈梦雷。李光地也看到了这点，他承认同榜进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张玉书、徐乾学及左赞善王掞等，“都还信他（指陈梦雷）的话”（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0》）的事实。他们对李光地在这件事的所作所为深感遗憾。

　　刑部尚书徐乾学甚至代李光地起草一份疏稿，反映陈梦雷在耿精忠叛乱时有功国家的表现，逼李光地上奏。李光地难以拒绝，遂具名上奏康熙帝，请求宽免陈梦雷。奏疏中说：“臣叔日蚃潜到其家探听，梦雷涕泣言隐忍偷生，罪当万死。然一息尚存，当布散流言，离其将帅，散其人心，庶几报国家万一。臣叔回述此语，臣知其心未丧也。”又说陈梦雷曾“言敌势空虚，屡欲差人抵江浙军前迎请大兵，奈关口盘诘难往。因详语各路虚实，令归报臣。此密约两次，知其心实有可原者也。”

　　这份奏疏显然回避了一个重要情节，即陈、李共谋献蜡丸疏事，仅说他“其心未丧”，“其心实有可原”。这是说陈梦雷并无可以奖赏的报国之功，有的只是可以谅宥的罪过而已。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陈梦雷被免死流放，改谪沈阳尚阳堡给披甲人为奴。

　　对此，陈梦雷当然愤慨不已。李光地散布说陈梦雷责怪他不言蜡丸事，与他“闹不已”。他说：“本即徐健庵（徐乾学）与他自己做的，我何尝改他一字！他自己说不上的话，却教我说，可笑。”当然李光地知道删改与否，是任何人都无法核实的问题。他还散布说，陈梦雷的话是“徐健庵教他如此说”（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0》）。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四月，陈梦雷被押离京师，踏上了流放的道路。李光地对这位昔日“同年中最相善”（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0》）的好友，发了点慈悲，“有资斧之赠”（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但遭到陈梦雷的拒绝。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帝东巡沈阳，陈梦雷献赋称旨。康熙帝召见陈梦雷时屏退左右，对陈说：“你屡次告李某人，你今天在我面前，又无旁人，有什么话就说吧！”陈梦雷一再讲李光地欺君卖友的事。但康熙最关心的是李光地如何“欺君”，因此诱使陈梦雷说“你今天再不说，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陈梦雷只好说：“李某负奴才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奴才怎敢妄说？”康熙这才和颜悦色。帝念其罪情出于胁迫，遂特恩准释放并召回北京，任三皇子胤祉侍读。四十四年（1705年），陈梦雷上疏弹劾李光地，但李此时已是朝廷重臣，声势显赫，陈梦雷之申诉终以不了了之。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四皇子胤禎继位，开始残酷迫害与胤祉有关系的人。陈梦雷又首当其冲，再次发遣戍边，直到乾隆六年（1741年）含冤病逝于戍所，年九十一岁。而李光地却早于二十三年去世，遂再也无人提起“蜡丸”一案。

　　附：陈梦雷

　　陈梦雷（1650-1741年），字则震，一字省斋，号天一道人，晚年又号松鹤老人。清·闽县（今福州市）人。康熙四十年（1701年）受命主编《古今图书集成》。历经5年，于康熙四十四年四月编纂成书。

　　泉州解围

　　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军收复福建，李光地被特旨升授侍读学士。李光地到福州不久，未及起程进京，其父李兆庆病故，便因丁父忧而回乡守制。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同安贼蔡寅（诡称明裔）结众万馀，以白巾为号（抗清），掠安溪（围安溪县城达28日）。光地（与其叔）募乡勇百馀人扼守，绝其粮道（并要求乡人“毋资贼粮”），贼解去（投奔郑锦）。”（《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未几（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锦遣其将刘国轩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诸县，进逼泉州，断万安、江东二桥，南北援绝（彭绍升《碑传集·卷13·李文贞公事状》称“泉人汹惧”）。光地遣使（从兄李光斗）赴拉哈达军告急，值江水涨，（长泰大路）道阻，乃导军自漳平、安溪小道入。光地从父日蚃率乡勇度石珠岭，芟荆棘，架浮桥以济。光地出迎，具牛酒犒军。又使弟光垤、光垠以乡兵千余度白鸽岭，迎巡抚吴兴祚军於永春。师次泉州，击破国轩，窜入海（各县相继收复）。（十一月）拉哈达上其功，再予优叙。（《清圣祖实录·卷78》载：康熙帝发谕旨：“李光地当闽地变乱之初不肯从逆，具疏密陈机宜，殚竭忠贞。今又遣人迎接大兵，指引道路，平险隘，治浮桥，馈食物饷军，率民兵备办粮米，供给兵众口粮，矢志灭贼，实心为国，深为可嘉”）迁翰林学士。（十二月）光地上疏推功将帅，辞新命，不允；并官日蚃，后积功官至永州总兵。”（《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李光地上疏推功将帅而辞新命说，泉州围解“乃将帅仰奉威灵，拯百万垂危之命延及臣家，微臣其何功之有哉！”他又以极为谦恭的态度说：“以将军拉哈达率满汉万余之兵，行朝天、石珠岭鸟道之险，马喑仆病，千里赴难，推美于臣，而臣俨然遂蒙优叙，典虽至渥，心则何安？”又说，“念臣资质蠢愚，了无才藻，独从少为六经性理章句之学，粗有纶绪。自壬子、癸丑（按指康熙十一、十二两年）间，以翰林编修簪笔侍从，尔时固已仰承圣训。每自念此，生得以章句末学，执经敷义少佐高深，此臣之愿也。至于馆阁学士之职，主于赞画枢机、分载文献，自非老成知军国大体及有文章声望者不能称也。臣年才三十，筮仕日浅，典故未谙，文采不赡，岂宜冒昧而服大僚”，因而恳请辞去所授学士之官。在恳切谦恭的态度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康熙帝览奏后谕令说：“已有成命，著即祗遵，不必辞”。但李光地此举却给康熙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他仍然居丧于家，“读书味道”，探讨哲理。

　　谋画多称上意

　　“（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光地（服阕，奉母）至京师，（康熙帝下令不必候缺，即）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太子允礽之师）。”（《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闰八月，康熙帝御乾清门召李光地，命其奏进家居时所作。李光地遂汇集读书笔录及论学文章为一卷，另加一《序言》进上。其《序言》对康熙帝做了肉麻的吹捧，如说：“学之系于天下大矣。”“我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识，生知乃复好古，将圣而又多能，其潜思实体，朝讲夕诵，非尧舜之道不陈于前，非天人性命之书不游于意。臣窃谓我皇上非汉唐以后之学，唐虞三代之学也。臣穷海末儒，蔽于聪明，局于闻见，四十无闻，没身为耻。今太阳之下爝火益微，抱卷趑趄，陨越无地。皇上之学也，近不敢背于程、朱，远不敢违于孔、孟。诵师说，守章句，佩服儒者，屏弃异端，则一卷之中或可以见区区之志焉。”又说孟子谓尧、舜以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他说：“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起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彭绍升《碑传集·卷13·李文贞公事状》）从“理论”上对康熙帝做了无与伦比的赞颂。

　　李光地完全看准了康熙帝稽古右文尊崇理学的意图，可谓投其所好。从此，他更以自己的学问获得康熙帝的宠信。他“谋画多称上意”（钱林《文献征存录·卷4·李光地传》），“深见契纳”（杨名时《碑传集·卷13·文贞李公光地墓碣》）。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占据台湾的郑经死，子克塽嗣位，朝中大臣都主招抚。“（李光地）入对，言：‘郑锦已死，子克塽幼弱，部下争权，宜急取之。’且举内大臣施琅习海上形势，知兵，可重任，上用其言，卒平台湾。”（《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此前姚启圣也曾举荐施琅，但康熙最后做出决定与李光地的力荐有直接关系，这是李光地为清朝立下的又一大功。

　　李光地遭权臣疑忌，“（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乞假奉母归”（《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在家建榕村书屋，与亲友讲学其中，世称“榕村先生”。期间，总督姚启圣常以地方兴革事宜相咨询，李光地备陈利弊，多所建树。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还京。（这时，尽管徐乾学已将陈梦雷所写的揭露李光地丑行的《绝交书》呈进康熙帝，但丝毫未影响康熙帝对李光地的信任，他下令不必候缺，即任原官，十月充经筵讲官），（十二月）授翰林院掌院学士（仍兼礼部侍郎），直经筵，（六天后）兼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正月）教习庶吉士。逾年，以母病乞归省。”（《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康熙帝下旨：准其归省一年，悬缺以待。这是极大的信任与荣耀。 临行召见，李光地向圣祖推荐德格勒、徐元梦、汤斌、李颙等六七人。

　　德格勒事件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载有一起发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的“德格勒事件”，云：“二十七年，至京。初，光地与侍读学士德格勒善，於上前互相称引。上召德格勒与诸词臣试乾清宫，以文字劣，镌秩。旋掌院库勒讷劾其私抹起居注事，下狱论罪。诏责光地，光地引罪，乞严谴，上原之。寻擢兵部侍郎。”

　　这时的朝廷，既有索额图与明珠满人间的争斗，又有汉人徐乾学、高士奇与明珠等人的角逐，李光地作为康熙十分信赖的汉大臣，自然成为各派争取拉拢的对象，也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政治斗争中。围绕李光地“三案”（“卖友案”、“夺情案”、“外妇之子来归案”）的斗争在当时就格外引人注目。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三月李光地以母病归省陛辞时，康熙让他推荐精通《易经》的人。李光地推荐了侍读学士德格勒，称其“学博文优”

　　不久，德格勒擢任掌院学士。时天下大旱，康熙令德格勒用《易经》占卜，得到是《◇卦》，德格勒于是解释说：“泽在天上，有雨，但决去小人，甘霖才能立降！”康熙问：“小人在何处？”德格勒回答说：“阴乘阳势，逼近九五，他就是得时得位的人。”康熙已明白是指明珠了。康熙与德格勒的占卜对话，很快被明珠得知。明珠立即利用德格勒私抹起居注一事，将其罢官论罪，打入大狱。

　　这年年底，康熙帝最尊敬的祖母孝庄文皇后逝世。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李光地仓皇返京奔丧，即被礼部劾奏：“在途迁延，以三品卿员未及叩谒太皇太后梓宫，遂交吏部议处降五级调用。”最重孝道的康熙帝却下令：“宽免勿问。”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四月初一，康熙帝以李光地曾面奏德格勒事，命廷臣诘问。李光地供称：“此皆我识人不明，交友不慎所致。”“我妄奏是实，此皆系我之罪，更无辩处。”康熙帝因此下谕说：“李光地先奏德格勒所学甚博，文章甚优，亦善占易卦。德格勒又称李光地若以总督、提督任用，令同伊母赴任则来，若于别处任用，必不肯来。因伊等互相陈奏，朕欲辨其真伪优劣，特加考试。”结果德格勒所作之文，朝中大小官员一致认为“全无文义，甚属陋劣，事已昭著”。他说本“应将李光地治罪，但李光地前为学士时，凡议事不委顺从人。台湾之役，众人皆谓不可取，独李光地以为必可取，此其所长。除妄奏德格勒外，亦别无如此启奏之事，姑从宽免其治罪，令为学士。嗣后勿再妄冀外任，并希图回籍。宜痛加改省，勉力尽职”（《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初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

　　由于康熙帝的信任，李光地再一次得免获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九月，充武会试主考官。

　　观星台事件

　　康熙九年（1670年）李光地考中进士，后经清初理学名臣熊赐履（字孝感，当时任掌院学士） 的推荐，得到重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李光地升任掌院学士，这是通向大学士的重要职位。但是到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五月，李光地却受到康熙批评，被调为通政使司通政使， 实权有所下降。

　　李光地的调职，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南巡时在南京观星台的活动有一定关系。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李光地疏乞终养，请假一年。由于李光地为政之余除研习朱子外，对历算也颇有爱好，临走前康熙特意召见李光地，谈论历算，特别是关于西方天文学。这是康熙和李光地讨论西洋科学的首次记载：

　　“（上）又问：‘历法日月交蚀、五星留逆、凌犯，古人推得多错，其原安在？’奏曰：‘历法不能不差，……即今历极精，然稍久亦当必差，所以要随时修正。’上曰：‘古人七政各为度数，所以难于推算。今西洋人打几个团圈，大底三百六十，小底亦是三百六十，就能推算盈缩，这是他一点好处。’……上又问：‘西洋历法果好么？’奏曰：‘其法先行甚精密，臣所取者其言理几处明白晓畅，自汉以来历家所未发者。看来西洋人学甚荒唐，而谭历却精实切当，此乃本朝历数在躬受命之符也。皇上戡平祸乱，功德巍巍，臣不敢赞。即制度文为有两事，足跨前古。’上问：‘何事？’奏曰：‘历法其一也。又满州十二字头尽合古韵，得天地之元声，亦从来所未及。’”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李光地扈从康熙南巡，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为观测天象，康熙在一班大臣的护拥下到达观星台，李光地也得以随侍。李光地曾生动地记载了康熙在观星台的活动：

　　“己巳年（1689年），上南巡。……予随驾至南京，果见孝感（按：即熊赐履）日中而入，上屏退左右，与语至黄昏始出。上问孝感：‘李某学问何如？’曰：‘一字不识，皆剽窃他人议论乱说，总是一味欺诈。’上曰：‘闻得他晓得天文历法。’曰：‘一些不知，皇上试问他天上的星，一个也不认得。’孝感才出，上便卒然上观星台。……既登，予与京江（按：即张玉书）相攀步上，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予云：‘你识得星？’予奏曰：‘不晓得，不过书本上的历法剿袭几句，也不知到深处，至星象全不认得。’上指参星问云：‘这是甚么星？’答以参星。上云：‘汝说不认得，如何又认得参星？’奏云：‘经星能有几个，人人都晓得，至于天上星极多，别底实在不认得。’上又曰：‘那是老人星？’予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上问淡人（即高士奇）： ‘李某学问如何？’曰：‘不相与，不知。’”

　　《康熙起居注》也详细记述了此事：

　　“酉刻，上幸观星台，召部院诸臣前，上问：‘汉臣中有晓知天文者否？’皆奏曰：‘臣等未尝通晓。’上又问掌院学士李光地：‘尔所识星宿几何？’ 光地奏曰：‘二十八宿臣尚不能尽识。’上因令指其所知者。又问：‘古历觜、参，今为参、觜，其理云何？’光地奏曰：‘此理臣殊未能晓。’上曰：‘此殆距星或有谬误。以观星台仪器测之，参宿至天中，确在觜宿之先。观于此，足证今历不谬矣。’……上又披小星图，案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谕诸臣曰：‘此老人星也。’光地奏曰：‘据史传谓，老人星见，天下仁寿之征。’上曰：‘以北极度推之，江宁合见是星。此岂有隐现耶？’谕毕，回行宫。是日，上驻跸江宁府。”

　　在中国古代，老人星的出现，被视为“仁寿之征”，故李光地奏称“老人星见，天下太平”，想借此讨好康熙，但适得其反，遭康熙责备。老人星即船底 α Car，亮度为-0.86等，也可说是负一等星，据推算，1689年其赤纬为-52度33'57'', 因南京的地理纬度为32度， 故当时老人星出地平最高为5度26' 03 ''，可以见到老人星；而北京的地理纬度约为40度，故老人星始终位于北京的地平线之下，不能观测到。上述对话中康熙说在闽、广（即现在的福建、广东一带）连南极星也能见到，这反映他的天文常识仍不够深入。

　　上述君臣对话表示康熙对李光地抱有戒心，康熙想从他人口中探听李光地的为人，而熊赐履当时正因母丧在南京守制，故向熊氏打听。熊赐履可算是李光地的座师，而竟在康熙皇帝面前中伤李光地，说明师徒之间已交恶极深。

　　李光地和熊赐履之间的恩怨，《榕村语录续集》亦有记载，称：“孝感（按：指熊赐履）气概亦笼罩人，似不可遽窥其底里，后频造求见，每往必有徐健庵（按：指徐乾学），及见时又不说及学问，及问所疑，又不答所问。”流露对熊赐履的不满。从中还可看出熊赐履和徐乾学关系非常密切。而徐乾学因向李光地递交陈梦雷的绝交书，很可能引起李光地的不快，俩人也可能为此积怨。

　　观星台的君臣之对，康熙已有准备，不过是借此炫耀自己的博学，康熙的这种性格。显而易见，李光地等汉族大臣的答复难以使康熙满意，而李光地绘声绘色记录这次问对，可见他所受到的心理打击，绝非寻常。同年五月，康熙回北京之后不久，就认为：“李光地等冒名道学，自谓通晓《易经》卦爻，而所作文字不堪殊甚，何以表率翰林？”康熙南巡回到北京之后，许多大臣都争向康熙献赋，以表祝贺，而李光地因没有进献，故康熙大为不满，于是将李光地调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对李光地来说，打击亦复不小。

　　康熙十五年（1676年），熊赐履曾因内阁票拟事致仕回籍，后寓居南京，在家闲居十余年，以藏书为乐事。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以礼部尚书再次受到重用，之后一些汉人官员在康熙面前说熊赐履的好话。次年九月，康熙谈话间论及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对汉人奉承拍马的作风深恶痛绝，甚至发出“汉人行径殊为可耻”的感叹。

　　康熙认为李光地所讲的不过是王阳明的“道学”，而认为熊赐履宣扬的是朱熹的学问，对李光地进行了批评。《康熙起居注》记载了大学士王熙的奏对： “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若各立门户，各持意见，互相陷害结仇，何云道学？”康熙则说：“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康熙对汉官阳奉阴违的作法，已经不能容忍，同时也表现出康熙对汉族官员的防范心理。李光地在此之前，徘徊于朱、王之间，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五月，因受到康熙的批评而被撤消掌院学士，使得他在为学宗尚方面作出调整，一改先前的徘徊游移，转而笃信朱学。

　　馆聘梅文鼎

　　为迎合康熙对西学的爱好，以达到与熊赐履等人争宠之目的，对李光地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在梅文鼎到北京之前，李光地曾从著名学者潘耒学算，但当时他对历算知识所知甚少。在回忆中，他曾如实地称：

　　“某天资极钝，向曾学筹算于潘次耕，渠性急，某不懂，渠拂衣骂云：此一饭时可了者，奈何如此糊涂， ……今日梅先生（梅文鼎）和缓善诱，方得明白。”

　　在李光地被调官的同一年（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梅文鼎为访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专程到北京。梅文鼎一向循循好学， 每有精通历算之人，“虽在远道，不惮褰裳往从”，或通信请益。在梅文鼎到达北京之前，南怀仁刚刚去世。

　　梅文鼎在北京期间，正值《明史》纂修，学者名流云集京师，极一时之盛，梅文鼎因此结识了不少学者。作为精通历算的大家，受朋友之托，梅文鼎参与了《明史》历志的部分修订工作。大概是梅文鼎的工作颇得史局学者的赏识，李光地得以耳闻其名，毛际可曾写道“史局服其精核，于是辇下诸公皆欲见先生，或遣子弟从学，而书说亦稍稍流传。”

　　值得注意的是，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底开始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 Bouvet, 1656-1730年）、张诚（J. F. Gerbillon, 1654-1707年）及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 Thomas, 1644-1709年）和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T. Pereira, 1645-1708年），开始向康熙介绍西方几何和代数知识。在掌握新的西方数学知识后，使康熙在和大臣们对话时增添了许多天文历算的问题。法国耶稣会士到北京之后，与清初形势已大不相同，三藩业已平定（1681年），海内升平，康熙学习西学达到了一个。因此，梅文鼎到达北京的时期是：李光地暂时失宠、《明史》纂修、康熙西学兴趣正浓的大好时机。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梅文鼎的到来，促使李光地把梅文鼎聘入家中，为后来康熙时代一系列历算活动成为现实，使清初西学传入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

　　梅文鼎被聘请到李光地家中后，李光地促使梅氏完成其历算著作。首先是促使写成《历学疑问》。梅文鼎曾记载：

　　“己巳（1689年）入都，获侍诲于安溪先生。先生曰：历法至本朝大备矣，经生家犹苦望洋者，无快论以发其意也。宜略仿元·赵友钦《革象新书》体例，作为简要之书，俾人人得其门户，则从事者多，此学庶将益显。鼎受命唯谨。……辛未（1691年）夏，移榻于中街寓邸，始克为之。先生既门庭若水，绝诸酬应，退朝则亟问今日所成何论，有脱稿者，手为点定，如是数月。”

　　梅瑴成在为李光地《历象本要》所写的序中，也谈到了《历学疑问》的成书过程：

　　“昔先徵君于康熙己巳岁至都门，主家侍御桐崖先生，公闻而先之，且设馆焉。先徵君家世受易，而好治历，兼通中西之学，欲著《古今历法通考》一书，拟列五十八卷，属稿未成。公曰：先生之书，卷帙浩繁，成之难，镂板亦不易，莫若逐条为之论说，以发明奥义，庶经生家亦得而卒业焉。先徵君然之，遂命题设问，成书数十篇，名为《历学疑问》。”

　　因此，《历学疑问》是在李光地的敦促下撰写的，1692年，李光地还曾为《历学疑问》写序。

　　王萍先生认为：“平心而论，以文鼎之学，养而为此书，确系大才小用。而李光地亟力催其完成此书，与其谓为使人人能得其门户，不如谓其欲呈予康熙，则较恰当。”陈祖武先生也认为：“李光地又于62岁时，把当时的著名学者梅文鼎聘入幕署，讲求天文历算学，以便同康熙帝的学术好尚全然吻合。”

　　李光地就把梅文鼎聘入馆中，以梅文鼎为师，网罗爱好历算的学生，形成了清初研究历算的集体，为康熙时代蒙养斋开馆、《律历渊源》的编纂培养了一批人才。

　　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梅文鼎在京师断断续续共停留了约四、五年的时间，见到不少算书，见识渐广，与耶稣会士安多也有往来。除馆李光地家外，还曾受到裕亲王福全（康熙之兄）的礼请，但只呆了月余即告辞，而梅文鼎在宫廷已小有名声。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梅文鼎辞别李光地，返回南方，在江南和福建一带游学，长达十多年之久。

　　梅文鼎为什么南下呢？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当梅文鼎和毛际可再次在杭州相见时，毛氏为梅文鼎作传，其中称：“台官甚畏忌之，然先生素性恬退，不欲自炫其长以与人竞。”

　　夺情案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十二月，李光地任兵部右侍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察赈大同；“三十年（1691年，二月），典会试（副考官）。（九月）偕侍郎博霁、徐廷玺，原任河督靳辅勘视河工。三十三年（1694年），督顺天学政。”（《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四月）闻母丧，命在任守制（康熙帝谕：“提督顺天学政关系紧要，李光地特行简用，著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里治丧（拟十二月返任，不误岁科两科两试）。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劾李光地不遵为父母回籍守制三年的古训，是“靦颜充位”、“潦草塞责”），上令遵初命。给事中彭鹏复疏论光地十不可留，目为贪位忘亲，排诋尤力。”（《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给事中彭鹏的上疏指责李光地不请终制，“忽以三年之通丧请为九月之给假”，是贪恋禄位，它“于礼则悖、于情则乖、于词则不顺”，并详细陈述了李光地有十不可留，而要害问题是李光地的不孝。疏中说：“上谕十六章首曰敦孝悌以重人伦。”“不乞守制而请给假，非所以体上谕教敦孝意也。”这是“悖圣训而失本心”，“未闻不孝而能忠者也”。疏中又指出“数日之内，长安道上无不指光地为贪位而忘亲，司文而丧行，大损其生平”。他因此请求皇帝“重其罚”。（《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康熙帝览奏后很为震动，传旨询问彭鹏。彭鹏又上一疏，称曰：“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义，言忠言孝，一试诸此，而生平心术品行，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他揭露李光地请九个月假是“外以欺人则为丧心”，“内以欺己则为挟术”。“夫为人子而甘于丧心，为人臣而敢于挟术，两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犹不可。”他认为李光地所谓的道学的虚伪面孔已经“败露”。因此建议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许赴任，不许回籍，春秋诛心，如臣所请”。（《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至此，康熙帝再也无法回护，于是将彭鹏的前后两疏一并“乃下九卿议，命光地解任，（不许回籍）在京守制。”（《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但是，这一切并未削弱康熙帝对李光地的信任与倚重。“三十五年（1696年），服阕，仍督顺天学政”（《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李光地认为欲学浅陋，提倡通经学古，试题都先剖析义理，凡能诵读三经及古文百篇以上的，都予拔擢。有旗人利用权势干请，李光地说：“学校名额，本官所管，不属本官所有，不敢徇私求惠。”从此干请者绝迹。

　　“三十六年（1697年，四月），授工部侍郎”（《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九月，改任左侍郎仍留任学政。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月，康熙帝东巡，于盛京召见陈梦雷。尽管陈梦雷于召对中揭露了李光地在蜡丸疏一事上的“欺君卖友”行为，陈梦雷受到康熙帝的赏识也从此获赦回京，在诚亲王处行走，但也仍然没有动摇康熙帝对李光地的信任。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二月，李光地即改任兵部左侍郎兼在副都御史，巡抚直隶，这是权势赫赫的肥缺。

　　治理“三河”（子牙河、漳河、永定河）

　　“三十七年（1698年，十二月），出为直隶巡抚”《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李光地每次出行，队伍仅十几人，严禁索求扰民。那时，圣祖经常出巡京郊，当地民众苦于供应。李光地申请宽减。奉旨：“随从人员如敢违法扰民，准先拿办后报。”从此官风清肃。偶有公开索求，基层属员就说：“不是不供应，是巡抚不答应啊！”

　　李光地在直隶巡抚任上，最突出的政绩是尽心于农田水利。河道治理有关国计民生，是康熙帝继位以来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当时直隶地区屡遭水患，为害情况不亚于黄河下游。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载：“初，畿辅屡遭水患，上以漳河与滹沱合流易汎滥，命光地导漳自故道引入运河，杀滹沱之势。光地疏言：‘漳河现分为三：一自广平经魏、元城，至山东馆陶入卫水归运；一为老漳河，自山东丘县经南宫诸县，与完固口合流，至鲍家嘴归运；一为小漳河，自丘县经广宗、钜鹿合於滏，又经束鹿、冀州合於滹沱。由衡水出献县完固口复分为两支：小支与老漳河合流而归运，大支经河间、大城、静海入子牙河而归淀。今入卫之河与老漳河流浅而弱，宜疏濬；其完固口小支应筑坝逼水入河，更於静海阎、留二庄挑土筑堤，束水归淀，俾无汎滥。’诏报可。”

　　《清圣祖实录·卷192》也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二月，康熙帝特谕李光地等说：“漳河与滹沱河故道原各自入海，今两水合流，所以其势泛滥。尔等往视，如漳河故道可寻，即可开通引入运河。如虑运河难容，即于河道之东别挑一河，使之赴海。其可否修浚情形尔等阅后再奏”。

　　《清圣祖实录·卷193》又载：李光地率河道总督王新命等属员实地会勘漳河、子牙河。四月上疏，提出治河方案。他说，现在漳河分为三支，其中两支流入运河，另一支分流后又入运河。这样“入运之水已多，子牙河之水自减，可无碍漕之虑。但归卫之河与老漳河皆有散漫浅平之处，应酌量挑濬。其完固口小支河应筑鸭嘴坝及拦河坝，逼水入河。”再于静海县“阎、留二庄出水处挑成河道，两岸筑堤，束水归淀。则静海县地方不致淹漫，而大城等州县堤岸均无妨碍矣。” “滨河千家居民，择地建屋以易之”。诏如所请。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还载：“（李光地）寻奏霸州、永清、宛平、良乡、固安、高阳、献县因濬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顷，请豁免赋额，从之。通州（今通县）等六州县额设红剥船六百号，剥运南漕，每船给赡田（十亩作为运丁赡养之费），遇水旱例不蠲免，（六月）光地（为稳定运丁情绪，确保漕运畅通）奏请援民田例（遇灾时额赋）概蠲免之。”下部议不准，康熙帝特准其奏。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上临视子牙河工，命光地於献县东西两岸筑长堤，西接大城，东接静海，亘二百馀里；又於静海广福楼、焦家口开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暢，无水患。”（《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七月，静海等地方长堤竣工后，李光地奏请开诸州县水田，引漳、滏、滹沱、大陆诸水灌溉，并推荐管河同知许天馥为河间知府，以管理这项工程。

　　康熙四十年（1701年）春，李光地随驾视察永定河，奉旨督修永定河，自郭家务至柳岔口开河筑堤，引水入淀。李光地召集民夫十八万人，派两个大员分辖南北岸，划界施工，不40日而工浚。沿河居民另建宅迁居，排涝后的田地，大、小麦丰收。圣祖亲临阅视，对随行大臣说：“联用一清正抚臣，便岁丰民乐。”赐“夙志澄清”匾及御服衣冠。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八月，他下令所属各州县广兴水利，“近山者导泉通沟，近河者引流酾渠，去水运远者凿井溉田。其水道应修濬者俱听备帑兴工”（彭绍升《碑传集·卷13·李文贞公事状》）。

　　《清史稿》也详载了李光地治理“三河”事迹：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圣祖南巡，至东光，命直隶巡抚李光地察勘漳河、滹沱河故道。覆疏言：‘大名、广平、真定、河间所属，凡两河经行之处，宜开濬疏通，由馆陶入运。老漳河与单家桥支流合，至鲍家嘴归运，可分子牙河之势。’三十九年，帝巡视子牙河堤，命于阎、留二庄间建石闸，随时启闭。御史刘珩言，永平、真定近河地，应令引水入田耕种。谕曰：‘水田之利，不可太骤。若剋期齐举，必致难行。惟于兴作之后，百姓知其有益，自然鼓励效法，事必有成。’四十年，李光地言：‘漳河分四支，三支归运皆弱，一支归淀独强。遇水大时，当用挑水坝等法，使水分流，北不至挟滹沱以浸田，南不至合卫河以害运。’如所请行。”

　　“四十三年（1704年），挑杨村旧引河。先是子牙河广福楼开引河时，文安、大城民谓有益，青县民谓不便，各集河干互控。至是河成，三县民皆称便。天津总兵官蓝理请于丰润、宝坻、天津开垦水田，下部议。旋谕曰：‘昔李光地有此请，朕以为不可轻举者，盖北方水土之性迥异南方。当时水大，以为可种水田，不知骤涨之水，其涸甚易。观琉璃河、莽牛河、易河之水，入夏皆涸可知。’次年部臣仍以开垦为请，谕以此事暂宜存置，可令蓝理于天津试开水田，俟冬后踏勘。”

　　此外，李光地生长山乡，间察民间疾苦。书于《农民苦行》，感叹“四民最苦是农家”，呼吁“欲使大官知谷黄，不矜元老归嘉禾。”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夏，蝗蝻盛发，他亲率官吏，又出资募民，日夜捕扑，并下令于冬季用铁锥缚于竿末，巡视斜坡洞穴，消灭星卵，此法后被沿用。他抑制富豪，扶助穷黎，垦荒自业，轻敛薄刑，主张让无地农民开发山泽之利和经商，解决社会问题，促使安定繁荣，民得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