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

  俞大猷 (1503~1580年)字志辅,又字逊尧,号虚江,明·泉州北郊濠市(洛江区河市镇)濠格头村人,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

  祖籍安徽凤阳霍邱,先祖俞敏跟从朱元璋打天下,以开国功臣任泉州卫百户官,遂定居泉州。世袭其职,至其父俞元瓒(爱松)已历五代。

  俞大猷是明代抗倭名将,他还是一位儒将、诗人、兵器发明家、武术家,然而,他最主要的功绩是领导抗倭战争。

  他历任明代三朝,一生坎坷。戎马生涯47年,“时而受重用,名声显赫;时而受贬责,沦为囚徒”,四为参将,六为总兵,累官都督。他率部转战于苏、浙、闽、粤之间,身经百战,战功显赫,“俞家军”威名赫赫,与当时另一位抗倭名将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明史·俞大猷传》曰:“大猷负奇志”, “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明史·戚继光传》把戚继光与俞大猷比较,说戚继光“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

  俞大猷卒时,其好友黄吾野的挽诗,概述了他悲壮传奇的一生:

  “大星落东海,涕泣满城哀。百战功徒在,千秋梦不回。

  云销天地气,世绝古今才。寂寞廉颇馆,空余吊客来。”

  儒将

  俞大猷自幼家贫,曾寄居清源山水流坑村,但勤学不辍。5岁时即在家乡河市入塾读书,拜几位当地名士习文。10岁随家迁居泉州城内北隅(其遗址即今泉州侨中),与邓城(参见《泉州人名录·邓城》)、汤克宽等读书于清源山清源洞。15岁进文秀才,与李杜、薛南塘、史文斋、史礼斋等十余人继续读书于清源山紫泽书院,并习武于清源洞,人称十才子。清源山至今遗有其练胆石(为练胆量,常登巨石下跳)、书刻“君恩山重”、记功碑等。

  其时泉州社会的闽学氛围炽盛,俞大猷先后拜王宣、林福、赵本学(参见《泉州人名录·赵本学》)等人为师,皆得三家所长。后又从师精通荆楚长剑的同安南少林高手李良钦(参见《泉州人名录·李良钦》)学剑(棍)术(俞大猷《饮马长城窟》)和骑射,达到了“剑术天下第一”,跨马而骑,引弓飞矢,百发百中的境界。

  王、林、赵三人均为当时泉中名师,且是明代前期闽学著名代表人物蔡清(参见《泉州人名录·蔡清》)之弟子,从蔡清学过《易》。王宣以《易》论古今治乱兴衰之迹,林福以《易》明心性忠孝仁义之奥,赵本学以《易》衍兵家奇正虚实之权,著有《韬钤内外篇》和《孙子注解》。俞大猷对三师之意均能默契神会,融会贯通,尤能阐其所未论。在师承关系上,俞大猷乃名儒蔡清之二传弟子。正是由于年轻时奠定扎实的儒学理论基础,使俞大猷日后成为明代独树一帜的名将,不仅有杰出军事家的思考领域,而且有杰出政治家的思想远见,故上司谭纶曾称赞他有大将才。

  嘉靖元年(1522年)俞大猷20岁时,父爱松死,家贫,被迫弃儒就武,袭世职百户,但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学仲尼之道,而是拨冗继续向理学名师虚心请教,或与同心旧友相互切磋,这在他与师友往来的书信中有着记载。即使蒙冤身系诏狱,俞大猷仍与同狱难友相互赋诗,讲理言事,张扬慷慨,一如平时。尽管戎马生涯十分紧张,但俞大猷对当时思想战线上闽学和王学两大学派的激烈论战,却一直十分关注,积极直抒己见。

  俞大猷不但长于军事,且精通六经,守金门、武平时,都建“立马读易轩”,读书授众不绝。考察俞大猷一生的思想,如要划分其理学思想的归属,当可归入闽学一派。他把闽学思想中的积极成分付诸实践,其治军,以《易》来指导剑术和战阵法式,以儒家的忠、义、仁、信等取信于士兵;其理民事,亦以儒家的仁、信等来折服百姓;其在抗倭战争中的杰出表现,主观上是激发民族正气,发扬朱熹的攘夷思想,以卫护明朝的封建统治。其记室李杜为《正气堂集》作序云: “其学莫非兵,而论兵莫非《易》。”

  时人评价俞大猷曰:“(俞)公为将,未事之先,则心周万全之算;即事之后,则每垂悠久之虑。其周万全之算以底事成绩,则古名将盖多有之;其垂悠久之虑以戡乱兴治,则其用心非儒者不能也。”

  金门《都督俞公生祠记》

  嘉靖十四年(1535年),俞大猷中武进士,列第五名,由承袭百户世职,升署正千户,守御金门所。

  金门是明代海防前哨阵地,洪武年间筑城,取“固若金汤”之义。莅任之后,俞大猷加强练兵与海防整饬,使得金门守备森严,沿海盗匪却步。他在旧城训练部队之暇,常到背城面海的城南对海胜地南盘山观海抒怀,在石壁上题刻“虚江啸卧”四个大字。后人作歌曰:“啸于斯,卧于斯,流芳百世肇于斯。”赞美俞公报效国家民族的宏大胸怀。石刻与文台宝塔相距约30米,现列为第二级古迹。“虚江啸卧”又叫“啸卧栖云”,是“金门八景”之一。俞大猷离开金门20年后,他的门生杨宏继守金门,特借此构石为亭纪念老师,称为“啸卧亭”,并题联于亭柱上曰:“啸喝气雄吞宇宙;卧休神隐静风波。”

  金门因是海岛,向来民风“剽悍嚣张”、难以治理。俞大猷主张文明建设海疆,他到金门后,微服走访乡老,并到泉州聘请名师办好书塾,“导以孝让,申以诗书”。百姓发生诉讼,他都倾心听取,让各方心平气和,讲明事实,然后教诲他们明白是非曲直。俞大猷在金门任职五年,百姓再没有官府诉讼,官府也不曾随意缉拿一人。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倭寇为患,俞大猷向监司上书言事,陈述破敌良策,不被采纳。监司曰:“小校安得上书!”将其杖责革职。后来尚书毛伯温欲征安南,俞大猷“复上书陈方略,请从军”,颇为毛伯温赏识。因停止征安南,故也未曾召用。

  金门人为表达对俞大猷的感激之情,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特地为他建造生祠,请金门后浦进士许南洲撰写《都督俞公生祠记》。碑石竖在旧金门城关帝庙侧,现移至金门酒厂路旁。碑高2.48米,宽0.99米。上面列名的还有广州守备杨宏举,掌金门事、泉州卫指挥使王国桂等。碑文录下:

  都督俞公生祠记

  金门所生祠一区,所各官暨耆士为俞虚江建也。公昔视师金门所,卑尊长少,举欣欣然,爱若父母,相与亭而碑之,假笔于余季父西埔翁,颂德颂公垂不朽……公为金门御而公廉,孚以恩信。有荆楚剑法以教士卒,有诗书礼乐以育英才。有圣训规条以帅父老子弟行乡约。乃今甲胄之士,人人公侯心,而白皙青衿,间亦崭然露头角。公之教也,斯不亦湛思汪想,足鼓人心乎?至其守汀、漳,而山海剧寇一鼓不歼;守钦、廉而复交黎,异在俯首归顺;镇直、浙而积岁倭患指日汛扫;调大同而鞑虏毙歼,矢石至,只轮不远。它若张连之乱,莆阳之变,惠来之警,亦次第廊清。斯不亦肤功赫,足系人望乎?夫其思足鼓人心也,是故人知感而碑竖焉。公其功足系人望也,是故人不忘而祠建焉。……然见碑坠泪,不过一时感触,岂若岁时有祀,致爱致悫之为有常也。过庙肃恭虔,亦其一方一隅。武平、定海等处,在在有碑有祠,吾又不知其熟为感也。以此观之,则世谓古今人不相及,殆未为通论也。公名大猷,字逊尧,原籍直隶凤阳霍丘县人,世泉州卫前所百户,以魁武科授正千户,累迁都督同知,虚江其别号云。岁嘉靖甲子冬十月吉,赐进士出身、南京户部、山东清吏司立事、同安南洲许延用撰。

  征战大同、广西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 提升都指挥佥事。

  冬,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入侵山西北部,朝廷诏谕天下,选举武勇之士。俞大猷报名应选,毛伯温介绍俞大猷给宣大总督翟鹏。俞大猷到大同,率军拒敌。“东路将军欲为马革裹,西路将军欲为铁锄埋”(俞大猷《饮马长城窟》),北边寒冬征战艰辛惨烈,将士视死如归。但翟鹏并未重用俞大猷,俞大猷辞归。毛伯温荐俞大猷任汀漳守备。俞大猷慨叹:“何日扫清俺答尘,复当饮马长城窟”(俞大猷《饮马长城窟》)。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俞大猷在汀州府击溃海贼康老等,俘获300人。因功擢广东都司佥事。

  时新兴、阳春、恩平一带侗民屡叛,总督欧阳必进以平定侗民事付俞大猷。俞大猷亲带数人遍诣诸侗民,晓以利害祸福,侗民畏服。侗民中有苏步青者,力能格斗猛虎,为叛乱首恶,俞大猷格杀了他,招降渠魁,数邑得以安宁。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右副都御史朱纨巡视福建,荐俞大猷为备倭都指挥。适安南都统使莫福海卒,子宏瀷、正中互相仇杀;其大臣范子仪妄言宏瀷已死,迎正中归国,趁机剽掠钦、廉诸州,岭海骚动。欧阳必进奏留俞大猷讨贼。俞大猷率军“追战数日,生擒子仪弟子流,斩首千二百级”。传檄莫宏瀷杀范子仪函首来献,外患平息。严嵩抑其功不报,仅赏银五十两。

  是年,琼州五指山黎民那燕,唆使感恩、昌化诸黎共反,欧阳必进檄俞大猷讨之,朝议以俞大猷任崖州参将,会同广西副将沈希仪诸路军围剿。俞大猷对欧阳必进言:“黎亦人也,率数年一反一征,岂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设市,用汉法杂治之。”欧阳必进采纳其议,俞大猷遂单骑入峒寨,与黎民约法,招降3700 余人,海南遂定。

  浙东抗倭

  元末起至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活动十分猖撅。倭寇源自日本南朝。十四纪末叶,日本北朝的足利氏征服了南朝,统一了日本。南朝一批失败后的武士流亡海岛。他们勾结一批商人和破产农民,流窜到中国沿海,名义上是做生意,实则走私和掳掠,无恶不作。

  明中后期,倭祸严重,江浙首当其冲,受害最烈。倭寇与东南大陆当地不法分子相勾结,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消灭倭寇,明王朝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开始委派官吏,加强海防,展开抗倭斗争。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大肆侵扰浙东沿海。由兵部推荐,诏移出身贫寒、靠战功擢升为广东都指挥佥事的俞大猷从广东带兵到浙东、苏南平倭,受命为宁(波)台(州)参将。

  当时,倭寇已破宁波昌国卫、绍兴临山卫,转掠松阳,不到一个月,竟连袭浙东大部分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抢夺,无所不为,根本没有把明军放在眼里。

  俞大猷到任后,立即派出小分队进行侦察,发现倭寇的流动性非常大,今天在此地,明天又在彼地,其主要接应的方式是战舰随行,每到一处就下舰登陆,抢掠后乘舰而遁。浙东地区地势复杂,水路又多,自然给明军的追剿带来了很多麻烦。在分析敌情后,作为一个智谋出众的军事将领,俞大猷认为明军主要的战术不应该是尾随追击,那样只能在倭寇背后打转转,总也追不上。最好的办法是清理河道上的敌舰,令敌回救,然后以重兵逐之下海,边逐边击,并事先在沿海布下舟师,形成包围之势。

  有人表示反对,说如断倭退路,必定会使倭寇全力内袭,攻入腹地,为患甚重。俞大猷据理力争。他说:倭寇毕竟是入侵之敌,他们之所以敢来犯我疆土,乃仗着舟舰可载其逃,一入海就无法追赶,所以他们从来都只在沿海骚扰,如果他们深入内地,和海上失去联系,就如丧家之犬,必被我大军全剿。因此,只要灭其战舰,其必返救,一救则正入我彀中,正应兵法攻其必救,如何不胜?

  俞大猷的方略受到了上司的支持。他被授权调集福建沿海的明军舟师,以福建制造的楼船分布沿海岛屿,伺机率领精锐部队沿河道突袭倭寇战舰。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俞大猷率闽中楼船突击普陀山的倭寇新巢。时徽州人王直勾结倭寇据烈港,俞大猷击破之,战于宁波、绍兴、松阳诸郡,焚舟数十艘,斩俘敌千余人,一显楼船的威力。余贼逃遁,俞大猷竟遭停俸。

  果然,窜入陆上抢掠的倭寇,不得不回军营救战舰,并拼死突围与海上战舰会合。明军按照俞大猷的布置,陆地的张经军队举帆出海追击,与埋伏在海中的俞大猷舟师,在松江一带形成前后夹击的合围圈,聚歼逃窜之倭寇,取得了抗倭史第一次大规模的胜利。俞大猷才予俸如故。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据宁波普陀,俞大猷率将主攻之,寇突出,杀武举火斌等300人。俞大猷坐戴罪剿贼,不久败贼于吴淞所。诏除俞大猷前罪,代汤克宽为苏松副总兵,击贼于平望,再战于六金坝,皆大捷,斩首3000级。寇犯金山,俞大猷所率将卒不及300人,征集诸路兵未至,战失利。倭寇2万屯松江柘林,闽浙总督张经促战,俞大猷坚持不可。待永顺、保靖兵至,乃从张经大破贼于王江径,取得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胜利。功为严嵩义子、工部尚书赵文华、浙江巡抚胡宗宪攘为己有,张经反被加“养寇失机”罪名,入狱后被害。俞大猷也受降职处分,“以金山失律加罪之,谪充为事官”。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新倭犯苏州陆径坝,直抵娄门,败南京都督周于德兵。俞大猷在旧职被革除的情况下,以国事为重,以戴罪之身,披肝沥胆,偕副使任环,大败贼于陆泾坝,焚贼舟30余艘,又拦击其自三丈浦出海者,沉其舟7艘。继又破贼于吴江莺脰湖,贼走嘉兴三板沙,掠民舟将遁,俞大猷追击于马迹山,生擒倭寇首领金泾和许浦,白茆港之贼俱逃出海,俞大猷再追击于茶山,焚5舟,击坏及覆没者无数;俞大猷及佥事董邦政分路追击,再获9舟。一月之间,将浙东陆上倭寇打得东逃西窜,令倭寇闻知俞大猷的名字就心惊胆寒。

  余贼300余,登崖走据华亭陶宅镇,屡败赵文华等大军。贼寇在柘林纠集40余艘船,情势危急,而巡辅曹邦辅劾俞大猷纵贼,帝怒,夺其世荫,责令立功自赎。无何,俞大猷偕副使王崇古入洋追贼,焚巨舰8艘,斩获无数。

  初以倭患急,朝廷特命都督刘远为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数月间无所作为。廷臣争言俞大猷军事干才,遂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月罢刘远,以俞大猷代浙江总兵官。俞大猷在西庵、沈庄、清水洼、黄浦等战役连获大胜,诏还世荫,加都督佥事。继败盘据舟山之贼。

  浙东平倭之战,应该说是俞大猷战斗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他“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充分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抓住其致命要害的劣势,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攻其必救”、 “围而歼之”,展示了其出色的指挥才干和杰出的谋略智慧。

  其一,先摸敌情后定计策;他走马上任后,不是急匆匆与倭寇交战,而是设法摸清倭寇的活动规律,了解倭寇的长处与短处,找到敌人的弱点后,再定下 “攻其要害”的破敌之策。倭寇的优势是海上泊有的战舰,机动能力强,能迅速帮其从海上逃窜。但是战舰是其优势也是其弱点,没有了战舰,倭寇就无法迅速从海上逃遁。所以,俞大猷制定出先打敌舰、 “剿敌灭巢”的策略,攻打敌舰就如同攻打敌人的巢穴,正是击中了倭寇的弱点,迫使倭寇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第二,海上设伏断敌退路。倭寇的唯一退路,就是从海上逃走。所以倭寇在登陆侵袭时,除了停泊在海边的战舰外,常常在海中留有接应的战舰。这样可以进则袭四面八方,退则入无垠大海。俞大猷考虑到如要大力杀伤倭寇,必须在敌舰背后埋伏一支舟师,在敌寇逃窜时,截住逃敌,与陆上追击逃寇的明军形成合围之势,两面夹击倭寇,当然能重创倭寇。

  二战大同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加署俞大猷浙江都督同知。

  俞大猷的顶头上司、由巡抚而总督胡宗宪欲图倭寇首领王直,用卢镗言,将与通市,俞大猷力争不可。胡宗宪将王直的母亲和妻儿弄到杭州,企图劝王投降,王原则上同意,但要求胡派一人来岛作人质。王来见胡,结果被巡按御史王本固逮捕下狱,岛上王的养子毛海峰闻听消息,遂把胡派的人质“支解”,并率列党五百人占领了岑港。俞大猷本来就反对这个作战方案,但事到如此,不得不跟戚继光等人去奉命攻打,直到第二年七月仍攻打不下,将士多死伤,而新倭复人沈家门。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贼泛海流劫闽广,占领福建泉州浯屿,御史李瑚一再上奏弹劾胡宗宪纵贼,胡怀疑是俞大猷为其同乡李瑚提供了军情内幕,故奏上一本,委罪俞大猷,说岑港之败,完全是由于俞大猷的作战不力。帝怒,逮俞大猷系诏狱,再夺世荫。锦衣卫陆炳知俞大猷冤,为通关节,送钱于严世蕃,大学士徐阶亦为之担保,才被释放到大同戴“罪”立功。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俞大猷至大同。时任川湖滇三省总督、兵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的泉州晋江潘湖人黄光升(参见《泉州人名录·黄光升》)重其才,经保举授其方略。俞大猷审度地势,匠心独创,制造独轮战车以拒敌骑。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万骑于安银堡。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文进将袭板升,与俞大猷谋,果获大胜。诏还世荫。

  兴化大捷

  倭寇在苏、浙惨败后,便南窜闽、粤,倭患重心移到福建,“北自福宁,南及漳、泉,沿海千里,尽为贼窟”。

  嘉靖四十年(1561年),俞大猷奉命南征。俞大猷回到南方,因平定王直的战功,被除罪录用,任湖南辰州镇军参将(今沅陵县),接连削平云溪等 3郡6县叛乱。同年七月,诏移南赣,合闽、广兵,镇压广东饶平张琏暴动,计擒张琏和萧雪峰,斩首1200余级,散其余党2万。擢副总兵,协守南赣、汀、漳、惠、潮诸郡。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月,倭寇侦知戚继光在福建平倭胜利后回师浙江,又凑集兵力1万多人,卷土重犯福建,纠合自广东南澳北犯的倭寇,连破邵武、罗源、政和、寿宁、宁德、连江、松溪、大田、古田等地后,乘胜直捣兴化府城,将府城团团围住。时总兵刘显仅率700名疲弱士兵赶来。刘显知道敌人气焰嚣张,断不是对手,因此便在离城30里外隔江驻扎。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攻陷兴化府城,掳掠三千居民,百姓惨遭倭寇屠杀凌辱。倭寇攻陷兴化后又抢掠船只攻占了要冲平海卫(莆田东90里处,洪武年间为御倭建立),敌势猖狂前所罕有。

  福建巡抚游震得上奏朝廷。兴化城的陷落惊动了朝廷,因为这是自倭患以来被攻陷的第一个府城。嘉靖皇帝罢免了福建总兵游震得,起用谭纶闽浙总督,从赣南调回俞大猷提升为福建总兵官,浙东调回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官,急速回闽,配合福建都督刘显,三人均受谭纶指挥节制,会同剿倭。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年)农历二月一日,俞大猷迅速自赣南驰至兴化的平海卫,驻军秀山,与驻明山的刘显互为犄角;刘显驻扎明山,距倭营三四里;而戚继光招募的义乌军尚在浙东。时敌我兵力已相当,倭寇猖獗,屡来挑战,诸将愤愤难平,纷纷要求应战,但俞大猷却按兵不动,主张星布兵营,画地凿沟,东西通海,列栅其上的围而不攻的战术。诸将以为俞大猷也有畏敌之心,俞大猷认为灭倭的时机并未成熟,他呈给福建巡抚谭纶的《兴化灭倭议》:“今贼有二三千,从贼有七千,且人人皆欲死斗。官兵之数仅与相当,约日列阵以合战,胜负之形相半。若迫城而攻之,彼实我虚,彼饱我饥,彼逸我劳,万一被其挫创,东南大势去矣!”俞大猷认为倭寇突袭攻陷兴化,对我方来说,是“遇异常之变,必设异常之谋,方可成异常之功”。

  首先,倭寇连拔数县,气焰嚣炽,此时不宜与战;我军从江西长驱、日夜兼程至此,军士疲乏,当休整数日;俞大猷根据敌我双方实情,采用“敌以战为守,我以守为攻”的正确的作战策略,“画地凿沟,东西通海,列栅其上”,围困倭寇。

  其次,根据倭寇是日本武士、浪人和海盗结合的队伍,提出我军招收熟悉地形的当地兵马,以利于进攻。发动长期受倭寇蹂躏,有血海深仇,勇于效命沙场的闽中南人民为民兵。

  再次,尊重与配合刘、戚抗倭将领和地方官吏。如今倭寇屡次前来挑战就为速战,敌人无论战胜战败都可逃离,因我方未有力量围歼之;戚继光大军即将赶来,时我强敌弱,全歼倭贼有望。“不论在南在北,但得相资相助,必有大建立”。

  巡抚谭纶以为俞大猷的分析很有道理。 但当时朝廷诸当事人责战急切,海上又有倭寇挑战,俞大猷巍然不动,忍辱负重,从容不迫地进行部署。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年)四月,戚继光军队到达平海卫。四月二十一日深夜四鼓,根据战斗部署,分三路全面出击:戚继光担任中军主攻,俞大猷为右军、刘显为左军侧攻,悄悄向敌营迫进,会攻倭寇于平海卫。战局的发展,完全按照俞大猷的战略意图进行,经过5个小时战斗,倭寇抵挡不住排山倒海般的攻击,抱头鼠窜,纷纷落进俞大猷预设的壕坑之中。这一仗,歼敌两千两百多人,取得兴化平倭大捷,收复平海卫和兴化府城,解救3000名被虏的百姓。

  兴化平倭是福建抗倭斗争的最大胜利,俞大猷在战前力排众议,做了周密的部署与大量的准备工作,其功劳并不下戚继光。论功行赏时,昏庸无能的嘉靖皇帝听信谗言,奖赏不公,谭纶晋升右副都御史,戚继光晋升都督同知,刘显加秩荫一子,惟俞氏“赉币银四十两”而已。有人为他抱不平,但俞大猷却淡然处之。

  兴化大捷班师后,俞大猷偕友人游清源山,在水流坑清源古道石旁刻下《俞大猷兴化平倭崖记》:

  “明嘉靖癸亥岁季春,钦差镇守福建、南赣、惠潮兼郴桂、南韶地方都督俞大猷,提兵往兴化剿陷城倭寇。岁次竣事班师,偕友人游诸洞。”

  俞大猷这方崖记,对自己立大功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只字不提,对兴化平倭战役的决定性胜利的因素也只字不提,仅提到“竣事班师”而已,足见俞大猷不计得失,惟以平倭为重的襟怀。

  晚年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俞大猷徙镇南赣。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俞大猷改镇广东潮州。

  倭寇2万与大盗吴平部众互为犄角,而侗民蓝松三、伍端、叶丹楼等武装日掠潮、惠,福建又有程绍禄作乱延平,梁道辉侵扰汀州,俞大猷逐一平复。吴平降而复叛,掠民舟出海远遁,闽广巡按御史交章论劾,俞大猷坐夺职。

  李亚元倡乱河源、翁源,总督吴桂芳留俞大猷讨之,俞大猷行反间计,携其党亲捣其巢,生擒李亚元,夺还被掳男女八万余人。乃还俞大猷职,任广西总兵官,授平蛮将军印。继平王世桥叛乱,进署都督同知。

  隆庆二年(1568年),海贼曾一本犯广州,寻犯福建,俞大猷合郭成、李锡军擒灭之,录功,进右都督,还镇广西。在广西任上,俞大猷捐俸重建家乡濠市桥。

  隆庆五年(1571年),俞大猷擒杀广西古田僮(壮族)杀人越货的巨盗黄朝猛、韦银豹等人,朝廷进俞大猷世袭指挥佥事。

  隆庆六年(1572年),巡按李良臣参劾俞大猷奸贪,虽兵部力持公论,仍诏还籍候调。事平,起为南京中军右府佥事,未任,以都督佥事为福建总兵官。

  万历元年(1573年)秋,俞大猷已70高龄,因计议进攻澎湖倭寇失利,又被夺职。复以署都督佥事起右府佥书,领车营训练。至是,三疏乞归。

  万历八年(1580年)卒于家,年七十八,直至死前还在领兵训练。赐祭葬,赠左都督,谥武襄。墓在晋江县磁灶镇苏垵村,明刑部尚书潘湖人黄光升为铭其墓(墓志铭上半部珍藏于晋江博物馆)。广东的崖州、饶平,福建的武平、金门,浙江的宁波等地都建祠祀奉。

  俞大猷与嵩山少林寺

  河南省嵩山少林寺对面有一座十方禅院,院外竖立一方《新建十方禅院碑》,碑文系明·万历年间俞大猷所作.

  据碑文载,嘉靖辛酉年(嘉靖四十年,1561年),俞大猷自北方云中奉命南征,途经河南。因素闻“河南嵩山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故特别造访少林寺。所谓“击剑之技”,即棍术。寺僧自负其技,有一千多人参加棍术表演。俞大猷观摩后,发现少林寺僧的棍术因久传,“已失古人真诀”,并明告众僧。众僧表示愿意接受指教。俞大猷告知众僧,学习棍术必须掌握总诀,即刚柔、阴阳、攻守、动静、审势、功力、手足等动作的运用。而这些真诀,非经数年之苦练,是不能领会的。于是,住持小山上人即“择其僧之年少有勇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从”,随俞大猷南征学习棍术。同时,俞大猷又发现少林寺对面的山势奇特,向小山上人建议顺山势建一座小院,以增少林寺之胜。

  宗擎、普从二僧随俞大猷南行,让其“出入营阵之间”,教给少林真诀和《剑经》(实乃棍经),“时授以阴阳变化真诀,复教以智慧、觉照之戒。”三年艺成,二僧请归,令“以所授之教转授寺众,以永其传”。俞大猷临别写《少林寺僧学成予剑法告归》一诗赠送,云:

  “神机阅武再相逢,临别叮咛意思浓;

  剑诀有经当熟玩,遇蛟龙处斩蛟龙。”

  一晃又过十四、五年。万历丁丑年(1577年),适俞大猷在北京神机营提调兵车。一日,忽有一僧人求见,原来即宗擎也。宗擎禀报云:“回寺以剑诀、禅戒传之众僧,所得最深者近百人,其传可永也。”俞大猷甚喜,“复授之剑经,勉以益求其精之意”。并赠诗一首《诗送少林寺僧宗擎》,云:

  “学成伏虎剑,洞悟降龙禅。杯渡游南粤,锡飞入北燕。

  能行深海底,更陟高山颠。莫讶物难舍,回头是岸边。”

  不久,又有嵩山少林寺僧普明到北京拜见俞大猷,禀报小山上人有志创建一小院事,但因“未就而化”。住持幻休大师“欲踵其事”,命普明主其事,故普明来京师劝募。顷之,小院落成,称“十方禅院”。普明请求俞大猷为其撰写创建碑记。俞大猷念此举意义有四:其一,愿天子圣寿万安;其二,愿四海民物康阜;其三,愿四方游僧有其栖所;其四,愿古人棍术真诀经宗擎又传少林寺,“以待忠义之士,有时取卫社稷之用”,非特增旧之胜而已。又题碑额云:《新建十方禅院碑》。

  今碑仍竖院外。而泉州洛江区俞大猷纪念馆亦塑宗擎侍于俞大猷塑像右侧。

  军事思想

  俞大猷的兵法思想是逐步发展的。他在会试时就上论策《安国全军之道》,立功大同镇时又有《兵略对》、《大同镇兵车操法》、《广西选锋兵操法》等。在他的《正气堂集》十六卷中,无卷不言兵,无篇不与兵事有关。

  俞大猷曾提出军队现代化的建议,但面对个人力量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即与古老的松散的社会组织不能相容,其计划毫无实现的希望。

  (一)策略思想

  俞大猷之所以善于运筹帷幄,把握战机,出奇制胜,可以说正是得力于青年时代对《易》学有关奇正、虚实、矛盾、变化的辩证思想的深刻理解。

  俞大猷认为作为战争的指挥者,首先应该具备“忍”的策略思想。他说:“忍”是一个人品德的基础、行为的出发点和成就一生事业的基本条件。它对于战争决策者而言,“能忍,则不为人所致,机操自我焉者也”;“不能忍、则常为人所动,机操自人焉者也”。“机操”,意即把握战机,掌握战争主动权。能忍者,就能把握,掌握战争主动权;不能忍者,就会贻误战机,丧失战争主动权。俞大猷以司马懿和诸葛亮为例,告诫战争的决策者说,“能自安其国”,“自全其军”,且能“危人之国”,“破之军”,这都是“能以忍自守,不为人所动之大诫也”。

  “功收万全”的用兵基本思想。他平时想到战时,战时想到战后,计定而后战,战则求全胜。

  (二)战略思想

  俞大猷生长在祖国东南沿海泉州,自幼耳闻目睹倭寇在东南沿海的暴行。投笔从戎后,直接与倭寇作战,从国家和民族的大计出发,提出加强海防的战略思想。

  俞大猷抗倭的海防战略是御海洋、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多层次、有纵深的防御战略,加强海防,坚固江防,以长制短。就是“大洋虽哨,而内港必防;内港虽防,而陆兵必练;水陆俱备,内外互援”的海防战略。

  在剿倭的实践中,俞大猷总结出“倭奴长于陆战,其水战则我兵之所长”的论断。他说:“倭贼矫(骄)悍,攻之洋中,我得上策。一被突入,陆路追战,兵无素练之律,贼怀必死之心,胜负之形斯判矣。”概括说明了在海上与陆上剿倭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战略中,肯定了海上剿倭是“上策”,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

  他指出:“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也。”因为倭寇之来必由海,必须修造海船,招募训练水兵,加强海防力量,在海上倭寇必经的岛屿,以逸待劳,剿灭倭寇。在沿海要害之处或倭寇可登岸之处,屯扎陆兵,扼敌于江河之口,使其不得由河港深入。在内河修整河船,船上搭成栅,加遮板,多备弓弩火器,如敌人进入内河,则在河中击敌。还要固守沿海城镇,以城为营,利则出战,不利则守,牵制敌人,使其不敢深入内地。

  俞大猷的海防战略是借助船,积极地以战为主的战略。其《正气堂集》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他认为,“防倭以兵船为急”,“攻倭兵技,当以福船破之”。因为福船高大尖底,性能优越,是优秀的海船,为倭寇所畏惧。他征调福建楼船,或就地建造大海船,征募精兵上船,进行严格训练,组建一支驰骋东南沿海抗倭战场上的威武之师———俞家军。

  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提出“窃意防倭,调陆兵已尽天下之选,卒未见有奇效。若用陆兵所费之半,而用于海(防),则倭患可以渐息。”

  纵使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但这些有益的建议始终没有被采纳。因为俞大猷的海防战略思想,所牵涉的问题和可能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问题而及于政治。

  如果他要求的关于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后勤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和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注重实际。

  然而,当时庞大的中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违法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是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述情况在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三)军备思想

  按照俞大猷的计划,要求兵精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

  但是,戚继光却更看到问题的要害。戚继光认为,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性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间的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农民流离失所、官吏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而以中国幅员之大,这种所谓“^造**”、“作乱”的地点极难预测。所以这个任务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机动部队所得以完成的。在多数情况下,官军会被^造**者死死吸住;^造** 者熟悉当地的地理民风,官军往往会因之陷入被动而使质量优势无从发挥。因此,数量的多寡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

  此外,俞大猷计划中所创建的精锐部队,他们领取优厚的军饷,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对流。这样一个浮游在社会上的军事团体,非但不能解决上述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

  (四)军训思想

  良将精兵,历来是兵家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俞大猷在选将练兵方面,有其精辟之见。

  选将:

  选将必须德才兼备。德的方面,要求为将者应具备“出当天下事”的远大抱负和“矢效忠公”的高尚思想品德。才的方面,首先要求为将者应有“运量宇宙”之巨才,以便在“临事施谋”时,能有取得成功的把握;其次,还要学会“手下功夫”,不然就会被“技艺之师”以“虚文之套欺之”,致使终年练兵“竟无精兵”的恶果。

  练兵:

  他富有见地说:“练兵必先练胆”,“练胆必先教技”。“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习艺为先。艺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锻炼勇气、意志与学习各种拳法、棍棒、刀、枪等“功夫”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又说:“技艺之中有虚有实,有阳有阴,有起有伏……有一、二势而变出百千势,有百千势而归一、二势……”即“技艺”本身也包含着“虚、实”、“阴、阳”、“起、伏”、“总体、部分”等各种关系,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著述

  俞大猷继承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优良传统,为发展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著有《兵法发微》、《剑经》、《洗海近事》、《镇闽议稿》、《广西选锋兵操法》等,编辑其师赵本学《韬铃内外篇》等为《续武经总要》。俞大猷的著作,连同其它诗文杂著,其记室李杜汇编为《正气堂集》十六卷,并撰《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

  他一生勤写诗,自说“欲写心中无限事,不论工拙不论多”。

  俞大猷有《咏牡丹诗》一首:

  “闲花眼底千千种,此种人间擅最奇。

  国色天香人咏尽,丹心独抱更谁知?”

  《试剑石》:

  “名剑渊沉谁得知,无端自跃欲何为?

  祗从賊子斩顽石,莫若终沉在水时。”

  俞有一首《舟师》诗,是我国古代最早描写海战的佳篇。诗曰:

  “倚剑东溟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

  岛头云雾须臾净,天外旌旗上下冲。

  队火光摇河汉影,歌声气压虬龙宫。

  夕阳影里归蓬近。背水阵奇战士功!”

  俞大猷与戚继光一起,辗转于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与倭敌进行了数不清的血战,但其间他却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冤枉和委屈:或被人揽功,或被人委罪,或遭人诬陷,或被人忽略……晚年,俞大猷为厦门南普陀寺题写四首“七绝”,其一曰:

  “借问浮云云不语,为谁东去为谁西。

  人生踪迹云相似,无补生民苦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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