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1398～1457），明代浙江钱塘县（今杭州）人。幼年勤学，十五岁就考取了秀才。他很仰慕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为人，书斋里曾悬挂文天祥的画像，他在“画赞诗”里写有“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死，弗苟而全”等辞句，反映出他在年轻时就把自己品德修养的水平，指向祖国历史上第一流英烈人物。这时候于谦还曾写下《石灰吟》和《咏煤炭》等诗，用隐喻的手法来寄托他的雄心壮志。如他在《石灰吟》里写道：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他在《咏煤炭》里写道：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这两首诗表现了他要为国家建立功业贡献出全部力量，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在家读书的年代里，于谦勤苦为学，关心国家安危。到二十四岁时，进北京应考，中了进士，被任命做山西道监察御史，后又调到四川、贵州等处。他常着便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访问疾苦，改革弊政。

　　1426年（宣德二年），明宣宗亲征叛藩汉王朱高煦，于谦从征有功。次年，巡按江西，由于廉明奉公，平反冤狱，严惩贪官，备著声誉。

　　1430年（宣德五年），宣宗特任于谦做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山西、河南。巡抚是明朝地方行政最高长官，他到任后，亲到各州县乡里，访问父老，得知应兴革事项。立刻向朝廷建议。当时内阁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等也都支持于谦，因而他的意见多被采纳。于谦在山西、河南做了十九年（1430～1448） 巡抚，办了很多好事。例如：豁免农民欠租，减轻商贩税率，设置各州县的“平准仓”“惠民药局”，调节粮价，赈救贫苦，广修道路，植树凿井，发展交通，便利行旅等。他又历年缮筑黄河堤岸，兴修各地水利；在1445年（正统十年），曾安置流民二十余万人，分给地亩，贷予耕牛种子，两省农业生产，多得增长。于谦勤政爱民，始终如一，他年年奔波于太行山区和黄河南北岸。在他的诗里，随时可以看到他的行踪，如：“三晋冲寒到，中州冒暑回，山川原不改，节侯自相催。” 是写他巡视时不避寒暑。又如“碗子城边路，年年几度过。山川认行色，花鸟熟鸣珂”，是写他年年要路过太行山一次。又如“月落日未出，东方隐又明，云连怀庆郡，雾绕泽州城”，是写他游巡境内各州县，晓行夜宿，十分辛苦，不辞劳累的情况。由于于谦具有这样的品德和作风，所以民间称赞他为“于龙图”，有些地方还建立了于谦生祠。

　　正统初年，明朝政治渐趋黑暗，官僚中分为邪正两派，发生斗争。当时皇帝英宗（朱祁镇）年幼荒嬉。正统七年以后，宦官王振专政，擅权纳贿，骄横日甚。于谦在行政上也遇到了阻挠。他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赠送权贵。有人劝他少带点著名土产，如合芗（即线香）、干菌 （蘑菇）、裹头（手帕）等物，以便送些普通人情。于谦对阉党的滥作威福本来就是极其痛恨的，因此他笑着举起衣袖说：“带有清风！”并且还作了一首《入京诗》来讽刺这些劝他的人：“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这首诗远近传诵，成为一时佳话。

　　1446年（正统十一年），王振诬劾于谦，逮捕下狱，判了死刑。但晋豫百姓万人到京请愿，要求于谦继任巡抚；贵族周王、晋王等都上书替于谦伸冤。阉党慑于公论，只得释放于谦，恢复原职。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于谦坚决反对阉党，不顾死生，只是为了爱民爱国而伸张正义，非关私人的恩怨从忤。于谦对阉党斗争的主要原因是长城边防问题，因为十五世纪三四十年代里，明朝北边形势紧急，于谦经常关心边务。相反地，王振阉党却侵夺大同、宣府一带的军屯耕地，占役军丁，挖空了军事实力，转饱私囊。于谦曾多次奏弹边镇监守贪污的罪状，他和宣大巡抚罗亨信等意见一致，要求实行检察军屯田粮，整顿边防。因此于谦被诬下狱，实非偶然。1448年（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削夺了巡抚、御史等职，调到京城只做兵部左侍郎，但他仍对国防提出了积极建议，同样由于阉党的压抑，不得实施。

　　1449年（正统十四年），明朝发生了“土木之变”以后，于谦在军事方面要完成保卫京城巩固国防的紧急任务，在政治方面就不得不跟阉党作生死斗争。

　　先谈瓦刺也先南侵时的形势。自从十四世纪末，北方鞑靼各部势力衰落，蒙古西部的瓦刺就日渐强盛起来。十五世纪时，瓦剃统治集团以也先为首用武力统一了蒙古各部，形成北方最大势力。也先统治区，西起阿尔泰山，东抵辽河，北包贝加尔湖，南接明朝长城。也先经常以“进贡”为名，向明朝索取巨额的“颁赏”。也先更想攻占北京，让元朝复辟。1449年，他大举侵明，就是抱着所谓再“求大元一统天下”的政治野心。

　　在明朝方面，皇帝英宗童騃骄纵，一切军政大事，全由太监王振代理，王振胡作非为，残害忠良，广植私党。1449年当也先入侵时，王振更想利用皇帝“亲征”，幸取战功，提高个人威势。在这样政治昏浊的情况下，王振就掌握了戍卫京城的禁军的全部指挥权。七月十四日下令出兵，十六日就必须启程，行军部署毫无成算。当时瓦剌军侵人大同、宣府、独石、延庆等边塞，明守军节节败逃。英宗、王振竟贸然驱使大批中央高级官员和“前军五万骑，吏卒私属达五十万人”，冒着狂风暴雨，拥出居庸关向大同进发。八月初一，到达大同。瓦剌军暂退塞外，诱明军深入北上。但王振等看到边兵败亡，横尸满野的惨状，却惶惧失措，挥军急退。十三日退到土木堡（今怀来县西）狼山一带，瓦刺追兵从后面两路逼来，王振派兵迎敌，均败溃；兵部尚书邝埜三次奏请英宗突围，均为王振阻。十四日黎明，瓦刺军四面合围，十五日瓦刺军诈退，明英宗急派使臣去瓦剌军营向也先讲和。也先也派使臣持文书来明营，英宗命学士曹鼐草文书，派通事二人随也先使臣去瓦刺军营。王振立刻下令移营就水，明军人马饥渴，士兵争先跳越营边壕堑，队伍混乱，不能停止。瓦刺骑兵忽从四面冲来，呼啸列阵而人，奋长刀猛砍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明军弃甲曳兵，裸袒蹈藉，尸体蔽野塞川。英宗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下马据地盘膝面南坐，遂被俘虏。在混战时，扈从大臣如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等高级官员五六十人都被敌军所杀。军士弃尸数百里。其实当时追来的瓦刺军仅两万余，而明军五十万人，死亡过半，骡马二十余万以及衣甲、器械、辎重全被也先军所夺。太监喜宁投降，将明朝虚实情况完全告给也先。当英宗被俘时，护卫将军樊忠从旁用所持长锤把王振捶死，痛骂道：“我替天下诛此奸贼！”遂冲向敌军，杀敌十余人，最后战死。这一场大混战，历史上称为“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后，明朝首都北京立即卷入战场的前哨，政局空前混乱，危机四伏。皇太后和留守京城的[成阝]王朱祁钰急召大臣朝议。翰林侍讲徐理竟公然主张逃跑，倡言南迁金陵，可避灾难，于是空气更加恶劣，群臣都犹豫昏惑，只知聚哭殿前。于谦厉声斥责徐理说：“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兵勤王，誓死守卫京师。”于谦的正确主张，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的同意，皇太后、[成阝]王等慢慢地清醒过来，便把守城抗战的责任全部交给于谦。于谦等遂即建议：（一）调山东沿海备倭军和漕渠运粮军急援北京，并令全国各地起兵勤王。（二）提前发给官兵半年的或一年的禄饷，让他们自己到通州仓库取米，并号召百姓参加搬运通州军资进北京城。（三）动员京郊居民进城，并招募新兵，优给粮银。（四）肃清潜藏在京城内外的间谍等敌人。（五）从土木堡战败逃回的士兵，免予处分，仍要报名，各赏银布操练守城。（六）加强城防工事，赶造兵器，同时急运南京内库军器三分之二北上。八月二十一日，于谦被任做兵部尚书，当时，以于谦为首和以商辂、王竑、袁时、吴宁、王伟、朱骥等为主干的爱国官吏一致坚决主张抗战。于谦明确提出了“社稷（指国家）为重，君为轻”的口号，认为英宗既成瓦剌俘囚，帝位不应虚悬，遂奏请皇太后让[成阝]王监国。并将阉党马顺、毛贵等篓死，王振家族全部刑斩，以平众愤。又将阉党郭敬等治罪。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镇压了阉党，振奋了士气。九月六日，[成阝]王正式登皇帝（景泰帝）位，遥尊英宗做太上皇，明朝中央政局更显稳定。同时，于谦又选派得力将领，增补关隘，加派援军，重新调布了长城边防。于谦治军，赏罚严明，教练有法，特别重要的是于谦把抗击瓦刺入侵看成全国一致的神圣爱国任务，广泛地发动人民报效杀敌，保卫国家，从而获得了源源的新兵，扭转败局，保证了抗击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