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伍豪事件”

  “伍豪事件”始末

  1968年我出差回北京,我的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突然跟我谈起了“伍豪事件”。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据说,有一天红卫兵小将翻出了上海20世纪30年代刊有“伍豪启事”的旧报纸,就把这张报纸送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手上。当时江青正想整我伯父而愁找不着“黑材料”呢,一见这张旧报纸如获至宝,便意欲借此事,谋害伯父。

  伯父伯母跟我谈起“伍豪事件”,是为了让我有一个思想准备,如果外面有人说起这件事情,我心里能有个底,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也等于是伯父伯母给我一个交代。

  那么,“伍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32年2月20日和21日,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多家报纸,连续两天在显著的位置、用醒目的标题,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以伍豪的名义,宣称伍豪等243人即日起脱离共产党。该启事一经刊出,立刻引起不小的震动。

  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伍豪是我伯父周恩来在五四时期用过的笔名。1919年,伯父从日本回来,就读天津南开大学,适逢五四运动,遂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五四运动中,学生们都很积极热情,但是又感觉很混乱,没有章法。于是,当时女生领袖张若明和男生领袖(即伯父)一起商量,组织了一个社团,叫觉悟社。伯父找了十个男生,张若明找了十个女生,一共二十来人,作为觉悟社的基础。后来为了活动方便,他们把社团的名字取消了,在组织内部给每个人做了一个代号。代号怎么做的呢?就是通过抓阄来决定名字的谐音“豪”。当时一共做了50个阄,大家抓阄,伯父抓了一个5号,谐音就叫“伍豪”,伯母当时很小,才15岁,也是觉悟社的基本成员,她抓到了1号,所以就叫“逸豪”。

  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特务一手炮制的。当时,他们用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了伍豪脱党启事,企图达到污蔑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

  为什么国民党的特务要如此大费周折地制造谎言,陷害伯父呢?起因是顾顺章的叛变。顾顺章是上海市宝山吴淞人,地下情报人员。

  “四一二”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为伯父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居功自傲,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顾顺章本来是共产党里面很重要的人物,也是特科的负责人之一,他在武汉国民党那边的时候就暴露了,很快就叛变了。由于他原来是中共很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对中央机关的人都熟悉、了解,谁住在哪儿,是怎么接头的,暗号是什么他都清楚,所以他叛变后形势很危险。当时中共在国民党里面安插了一个卧底叫钱壮飞,在中统机关里面工作。钱壮飞发现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以后,意识到这件事情非常危险,于是连夜乘火车到上海,报告了党中央。当时所有中共的领导基本都在上海。我伯父马上布置,把中共的所有领导人全部转移。

  转移的时候,我一个堂兄介绍伯父转移到了他的祖父,也就是伯父的二叔父家。伯父和伯母都住在他家里,当时我祖父也住在那儿。地下党的同志并不知道这个地方,顾顺章也不知道,这是伯父自己留的一个地方,只有他自己知道。在那儿住了几天之后又转移出去了。

  顾顺章见了蒋介石,之后又带领特务来到上海,想一举抓获中共领导人,结果却扑了个空。这样,顾顺章对国民党就没什么用处了,后来被国民党干掉了。

  抓捕共产党的计划失败后,国民党特务气急败坏,他们又策划出一个“离间计”,企图用伯父别名“伍豪”的名义,瓦解和分化我们党,同时搞臭伯父。于是,他们就在上海一些报纸上,刊登了那份所谓的“伍豪启事”。

  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阴谋。国民党炮制的这个启事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因为在刊登启事的前两个月,伯父已经按照党中央的决定离开了上海,经过福建进入了中央苏区,此时他正在江西瑞金工作。这份启事见报不久,中共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在江西瑞金,针对伍豪脱党的谣言发布了一个布告,来澄清这一问题,还通过其他渠道包括找律师,发表启事来澄清这一问题。所以,这个阴谋没有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这就是历史上的“伍豪事件”。

  彻底澄清真相,给历史留下真实记录

  事实上,关于“伍豪事件”的真相,党组织早就很清楚。1942年延安整风时,伯父曾把他当时的活动原原本本讲过一遍,反击了国民党的分裂阴谋;解放后,有一个被捕的国民党特务黄凯也交代过,说启事是他们布置和伪造的。因为年代久远,当时党内知道这件事的人比较少,只有当时一些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负责人了解事情真相,为此,陈云同志和一些老同志还写过说明。但红卫兵并不知道真相,因此他们才把这张报纸送到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的手中。

  1967年5月17日,江青阴险地写了一封信,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人叫“伍豪”。她把这封信分别送给了林彪、康生和周总理。

  伯父接到信后,知道江青又想闹事。他回到西花厅把这事告诉了伯母,他俩都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再一次说清楚,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一天,伯母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伯母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并让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我们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来。

  报纸太多了,堆在一起有我两人高,而且因为是竖版,找一条一二百字的小消息很困难。但大家都没有灰心,还是坚持一张一张地翻。终于,那则启事在1932年2月20日的《申报》上找着了,伯母叫人马上送到伯父那里。伯父很认真地阅读了这则启事,然后说:“再查,还有一条消息是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反驳国民党的。”于是大家回来又查,但查遍了其他报纸都没有看到这条消息,我们都很奇怪。但我们恰恰是忘了再查查《申报》。有的同志开始怀疑有没有这条消息,因为当年伯父和伯母也没见到过。可伯父肯定地说:“会有的,陈云同志在延安的时候说过,是登了报的,不会错。”伯父这么一说,大家又接着查,结果果然在2月22日的《申报》广告栏里查到了。那则只有45个字的消息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见到这条消息,伯父坦然地说:“这就清楚了。”当时报纸上这个假的声明和后来纠正的那个启事,以及律师的声明,也都翻出来了,证明当时这个事已经是很清楚的,根本不存在脱党一事。

  确实,伯父不解释大家也明白,同一张报纸在三天之内就同一事件刊出两条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两条消息都找到后,伯父让人请来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把那些旧报纸一一拍照。5月19日,伯父根据大家查出的所有资料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他还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事件编成大事记,随信一起送给毛主席。

  1968年,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又写信反映“伍豪事件”,这封信让毛主席看到了,他亲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的污蔑。”

  1979年我六妹结婚,此时我们六个兄弟姐妹都成家了,在西华厅,伯母又讲了这件事,告诉我们伯父在过世之前很重视这件事情。

  伯父过世前,他还是觉得不放心,觉得有关材料应当发到各个省才算真的落实。他让人把材料拿来,进手术室之前,亲自在上面签了个名,这表明他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视的。他还讲,“我不是叛徒”,很郑重地声明自己没有做过这件事情。由此可以看出伯父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多么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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