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为斯民哭健儿”：民主斗士杨杏佛被刺案

　　杨杏佛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后追随宋庆龄、蔡元培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枪杀后，凶手又被毒死灭口，"刺杨"案一时成为"悬案"。1933年6月18日，星期天，清晨，繁华的上海法租界条条马路上拥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居住在法租界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楼下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先生，像往常星期日一样，准备驱车去大西路(今延安中路)的马厩，骑马往中山路一带驰骋郊游，这已是他多时的习惯了。

　　这天早晨，杨杏佛身穿鹿皮上衣和骑马裤，头戴灰色呢帽，携带刚满14岁的儿子杨小佛，登上一辆敞篷车，开出中研院大门。

　　汽车刚开出大门，拟向北转入亚尔培路(今陕西北路)时，突然，从四周的隐蔽街角里跳出四个人，其中两人手提毛瑟枪，另两人掏出驳壳枪，从汽车四周一齐向车上人猛烈射击。司机胸部连中两弹后，不顾一切打开车门狂奔逃命。杨杏佛听到枪声，立刻知道有人要暗杀他。在此之前，曾有人将装有子弹头的信寄给他，还有一位朋友告诉他，南京国民党当局要对他下毒手，他的照片已被翻印300多份，分发给上海的特务，谁能杀死他，就可以得重赏。

　　灾难的降临虽然突如其来，杨杏佛已自知不免，立刻用身子护住儿子小佛。顷刻，密集的子弹向他射来，杨杏佛连中三弹：一弹由右胁射出;一弹击中左腰，留在腹中;一弹击中心脏，成为致命的一弹。还有一弹穿透他头戴的礼帽，将一缕带血的皮发粘在帽子上。杨小佛由于有父亲身体的护卫，仅腿部中一弹，幸免于难。

　　枪声响起时，附近利汉汽车公司的俄籍职员贝柯克闻声从楼上奔下，冒险跑到杨杏佛汽车旁，这时杨已经不能答话，但尚未气绝。于是贝柯克跳上汽车发动马达，将杨杏佛父子送往广慈医院抢救。杨杏佛终因伤势过重，于9点20分气绝身亡。

　　杨杏佛，原名杨宏甫，又名杨铨。江西玉山人，1893年5月4日生。少年时，好发议论，言谈中常常流露出向往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心情。武昌起义时，他亲历战阵，后来在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里任总统府秘书处的收发组长。因不愿在袁世凯手下做官，于1912年赴美留学。

　　广东革命政府成立后，杨杏佛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并随孙中山北上。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了革命领导权，发动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疯狂屠杀共产党人。1927年后，杨杏佛协助蔡元培先生，先后担任大学院的副院长和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力倡教育改革、学术自由，罗致和保护进步学者。

　　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日益专制和腐败，杨杏佛对反动统治者越来越感到不满和义愤。他不顾白色恐怖，协助宋庆龄、蔡元培，参与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如共产国际的牛兰夫妇，以及陈赓、廖承志、潘梓年、陈独秀等人。

　　1932年12月，杨杏佛追随宋庆龄、蔡元培，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总干事，负责该会日常工作。该会一成立，杨杏佛等人发布新闻，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与特务罪行，呼吁民主、自由。1933年3月，他们又组织了一个更广泛，目的更明确的革命团体——"国民御侮自救会"，其中心任务就是购买枪支武装民众，准备发动武装斗争。1933年4月，杨又一次随宋庆龄去南京，探望被关押的政治犯，要求国民党废止法西斯式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杨杏佛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越来越使国民党反动派感到恐惧和暴怒。敌人在恐吓无效后，决定采取暗杀手段。慑于宋庆龄在海内外的巨大声望和她与宋美龄的姊妹关系，反动派不敢对她开杀戒，遂决定杀害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人物杨杏佛，以起恐吓宋庆龄、瓦解民权保障同盟的作用。

　　1933年4月，戴笠接到了暗杀杨杏佛的密令。戴笠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复兴社华东区行动组赵理君负责执行，以王克全、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人为行动队员，参与这次暗杀。

　　1933年6月初，戴笠亲自到上海坐镇，行动组的成员举行宣誓，保证"不成功即成仁"。

　　1933年6月18日实施暗杀那天，四名特务行凶，且目睹杨杏佛中枪倒在血泊中后，立即呼啸着朝附近等待的汽车上奔去。其中一名刺客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跑回来时，汽车已开了很远。这时警笛大作，大批法租界巡捕围捕过来，落伍的凶手开枪自杀未遂，被捕获。刺客被急救后，到下午能说话，他矢口否认是刺杨的凶手，只承认路过此处，被流弹所伤。被捕的这名凶手叫过得诚，当晚就被潜伏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长的复兴社特务范广珍毒死灭口，"刺杨案"一时成为一件"悬案"。

　　杨杏佛被刺杀后，他的鲜血激励了更多的中国人投身到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中。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反动派卑鄙的暗杀行为。鲁迅、沈钧儒、洪深以及外国友人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不顾危险，亲自去殡仪馆吊唁。鲁迅先生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一首感人至深的七言绝句《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以志对烈士浓浓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