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变法

　　116 变法

　　公元前359年(周显王10年，秦孝公3年)，卫鞅起草了一个初步变法的法令，他把新法令一条一条地写出来，呈给秦孝公看。秦孝公完全同意，叫他去发布告，让全国的人都依着做去。卫鞅唯恐人家不信任，不遵守新法，就先做个准备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南门立了一根木头，出了个命令：“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他十两金子。”

　　一会儿工夫，南门口围上了一大堆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说：“这大概是一种玩意儿，成心跟咱们开玩笑。”有的说：“这根木头，我小儿子也扛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金子?”大伙儿瞧瞧木头，又瞧瞧别人，都想瞧瞧谁有这傻劲去上当，卫鞅一听净是瞧热闹的，没有一个敢扛的。他一下子就加了五倍的赏，说：“谁能扛到北门去的，就赏他五十两金子。”这么一来，更没有人敢碰了。

　　大伙儿正在出神的时候，忽然人群里钻出一个人来。他是专门给人家取笑的，上了当也不知道生气，得了个“冤大头”的外号。大伙儿一见他愣头愣脑地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去逗他，跟他说：“喂，大头!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一会儿国君就赏给你五十两金子呐!”这个冤大头乐了乐，打量着那根木头有多沉，就说：“扛得动，扛得动!”他真把木头扛起来就走。大伙儿闪开一条道，好像小孩儿们看耍猴儿似地嘻嘻哈哈地跟着他，一直跟到北门。卫鞅叫人传话，对他说：“你听从朝廷的命令，真是个好人。”当时就赏给他五十两金子。瞧热闹的人一见他真得了赏，一个个都愣了。他们后悔刚才没扛，错过了机会。要是明儿个再有这事，傻蛋才不扛呐!这件新闻一传出去，一时全国都知道了。人民都说：“左庶长真是说到哪儿应到哪儿，他的命令就是命令。”

　　第二天，大伙儿要学冤大头的样儿，又跑到城门口去看木头。这回换了个新花样。木头没有了，张着一个挺大的告示。他们都不认得字，看了半天也不懂。有个小官念给他们听。念出来的东西也有听得懂的，也有听不懂的。可是他们知道“左庶长的命令就是命令”，都得服从。新的命令一共有下面几条：

　　(一)实行连坐法。每五家人家编为“一伍”，十家人家编为“一什”。一伍一什互相监视。一家有罪，其余九家应当告发。不告发的，十家连坐，受腰斩处分。告发的和杀敌人同样有功。私藏罪人的和罪人同样有罪。每个居民必须领取凭证。没有凭证的不能来往，不能住店。

　　(二)奖励建立军功。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拿打仗立功为标准。杀一个敌人记一分功，升一级。功劳大的地位高，田宅、车马、奴婢、衣服，随地位的高低分等级使用、穿戴，没有军功的就是有钱也不得铺张。贵族的远近高低要看打仗的功劳而定。凡宗室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贵族名单。不论有道理没有道理，凡是为私事打架殴斗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受罚。

　　(三)奖励生产。凡人民努力于“本业”[耕种和纺织，是根本的事业，叫“本业”]，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经营“末业”[做买卖挣钱是末流的勾当，叫“末业”]和为了懒惰而贫穷的，连同他的妻子、儿女一概没入官府为奴婢。谁要是把灰土扔在道上的，就把他当作懒惰的农民处理。一家之中有两个成人的儿子就应当分家，各立门户，各交各的人头税。不愿分家的，每个成人加倍付税。

　　新法令公布之后，国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他们即使有钱，也不过算是富户。立军功的有赏，最高的赏赐是封侯，但是封了侯也只能在自己的食邑内征收租税，不能直接管理食邑内的人民。这么一来，领主制度的秦国，从此以后变为地主制度的秦国了。这么巨大的改革不引起贵族领主的反抗才怪呐。大夫甘龙和杜挚代表了旧势力起来反对。卫鞅不愿意把他们赶尽杀绝，只把他们革了职，罚做平民。老百姓要是反对新法，除了连坐法以外，还有砍头、腰斩、抽筋、凿头顶、下油锅、车马分尸等等极其残酷的刑罚对付他们。这一来，可把人们都吓坏了，有的人在梦里还老发抖呐。

　　这么过了三年，老百姓开始觉得新办法倒是好。生产增加了，生活也有所改善。父子兄弟各立门户，免发一家人互相依赖，劳逸不均，做儿子和儿媳妇的可以不受大家庭的气，也是件好事情。分家以后，做父亲的要使用儿子的农具，得向他借，还得感激他的好意。做婆婆的没经过儿媳妇的允许就使用她的扫帚、簸箕，给儿媳妇责备了，她也不敢回嘴。家族制度下的父权和公婆的威风大大受到了限制。这些都不说，老百姓最满意的是增加生产可以免除官差这一条。大家宁可努力于耕种和纺织，多增加生产，谁也不愿意离开家庭、田园、妻子、儿女，被征发到远地去当差。将士们呐，因为提高了待遇，立了军功，就能升级，谁都愿意做个勇敢的战士。公无前354年(秦孝公8年)，秦国趁着魏国正在攻打赵国的机会，发兵去打魏国。在元里[在陕西省澄城县西]打了个胜仗，而且占领了魏国的少梁[在陕西省韩城县南]。这是卫鞅变法以后第一个大胜仗。

　　接着在公元前352年(秦孝公10年)，卫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卫鞅趁着魏国跟别的中原诸侯打仗的机会，亲自率领着大军进攻魏国的西部，从魏国的河西一道打到河东，把魏国原来的都城安邑也打下来了。同时在北边又占领了魏国的固阳[在内蒙自治区包头、固阳一带地区]。逼得原来算是头等强国的魏国也不得不在公元前350年(秦孝公12年)跟秦国讲和。秦国为了要进一步变法，而且魏国还有力量，就在头一年，中原十二个诸侯还都向魏国朝见呐。因此，在东边不受魏国的威胁的条件下，秦国也愿意让些步。这么着，秦孝公和魏惠王[魏武侯击的儿子]在彤[tong二声，在现在陕西省华县]相会，订立了盟约。秦孝公把河西大部分的地方和安邑退还给魏国。魏惠王认为秦孝公心眼好，很是感激，也不再担心西边的侵犯了。

　　卫鞅变法的初步计划在生产上和军事上都得到了成功。就从跟魏国和好那一年起，实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下列几项：

　　(一)开辟阡陌封疆。田间南北通车的道路叫“阡”，东西通车的道路叫“陌”。阡陌就是供兵车来往的田间的大路。战国时代，各国打仗都用步兵和骑兵，兵车是极少用的，因此，东方各国早已陆续开了阡陌。这会儿秦国除了田间必要的道儿以外，把宽阔的阡陌一概铲平，也种上庄稼。“封疆”是封建领主作为划分疆界和防守用的大片的土堆、荒地、树林、沟池等。现在把这些土地也开垦起来，作为耕种的土地。谁开垦的荒地，归谁所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六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标准计算亩数，按照亩数交纳地租。

　　(二)建立县的组织。除了领主贵族所占据的封邑以外，在没有建立县的地区，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为大县。每县设置县令[相当于县长]和县令的助理县丞，主管全县的事。县令和县丞都由朝廷直接任命。这种由朝廷直接统治的地方组织一共建立了四十一个。

　　(三)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在陕西省凤翔县]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

　　这一次新法令出来，当然也有人反对。秦国既然实行了霸道，自然得用严厉的手段。据说有一回，在一天之内就杀了七百多人，渭河的水都变红了。

　　第二次的大改革已经实行了四年了，没想到太子驷犯了法，他居然也批评起新法来了。这真叫卫鞅为难。他认为这是考验法治的紧要关头。他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在上的人不遵守，底下的人对朝廷可就不信任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替他担当罪名。”秦孝公叫卫鞅瞧着办去。卫鞅就把太子的两个老师都治了罪：公子虔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刺了字。这一来，其余的大臣更不敢批评新法了。一般的老百姓，尤其是自己有生产能力的人，对于卫鞅的变法，有不少人是拥护的。他们最感兴趣的有两条：一条是谁开垦的荒地，归谁所有;一条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由于实行了这两条，有些农民也得到了一些小块土地，主要的是：新兴的商人地主成了新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取得了土地所有权，可以向农民征收实物，从农民的剩余劳动中榨取财富，但是对农民并没有统治权。这么一来，过去封建领主的公田制转化为税亩制。这种改变在当时大大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到几年工夫，秦国人，每家都能自给自足，国家的粮食堆得满满的。别说没有土匪，连个小偷儿也找不出来。要是有人在半道上丢了什么，回去一找，准保还在那儿。秦国又把那些杂乱无章的尺寸、升斗、斤两，规定了一个标准，整个秦国都用统一的度、量、衡。

　　秦国土地广，人口不太多，邻近的三晋，土地少，人口密。卫鞅认为无论哪里的老百姓，要求最迫切的是田地和住宅。他就出了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和住宅，为了优待外来的人，只要他们一心一意耕种和纺织，完全免服兵役(其实秦国也不放心把兵器交给外来的人)。秦人必须服兵役，但是轮流应征，兵力还是有富裕。秦国变法之后，仅仅十几年工夫，就变成了挺富强的国家。周朝的天王[周显王]打发使者去慰劳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诸侯倒也实事求是，人家既然富强了，不能再把人家当做戎族看待，就全都去朝贺。那些存心要做霸主的诸侯眼见秦国用了一个卫鞅，变了法就变成了强国，他们也学起秦国来了，都到各处去搜罗人才。

　　评：接着说商鞅变法。变法的主要措施文中已然列出，如果一定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那一套来分析的话，也确实问题不大。但我以为与其把这一套分析订得死死的，不如将变法的内容列出，让大家来分析解读。因为只有有了思考分析的过程，教育才能收到它应有的效果(观念的转变是很难的，这一点在现在看来还是有难度的)。实际来讲，变法除了反映出当时的经济变化之外，还有加强统治的严厉措施、奖励耕战的具体条例，还反映了法家农本主义的思想，其根本目的是使秦国国富兵强，最终能够一统天下。商鞅变法最值得学习的还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与时俱进的精神。

　　本节开篇讲了一个“立木为信”的故事，这算是商鞅的原创，很能反映一些问题。“立木为信”的关键在一个“信”字，“立木”是手段。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秦国在变法前应该还算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国家，人与人以及人和国家之间可能主要还是靠习俗和口头的约定来维系关系。这时候的“信”也就是规则可能还掌握在家族首领手中，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以随着首领的心意而改变。这就可以看出商鞅变法，乃至包括古代铸刑鼎、将法律刻在碑上的进步之处。而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能一视同仁，不管谁犯法都不姑息。用现在的话说，“立木为信”是一个秀，它将国家对变法的决心和信心传达给大众，算是变法的通气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