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皱眉捧心

　　99 皱眉捧心

　　吴王夫差打败了齐国，回到吴国，文武百官都来给他朝贺，反正都是些个奉承他的话。唯独伍子胥站在旁边垂头丧气地一声不言语。夫差挺不高兴，他说：“老相国一向不让我去打齐国，如今上上下下都立了功。你呐，反倒没有份。”伍子胥冷笑一声，说：“哼!把齐国打败了，不过得了点小便宜;越国来灭吴国，那才是个大灾祸!大王别为了贪小便宜吃大亏才是啊。”夫差恨不得当时把他轰出去，可是他是先王手下的大臣，立过大功，只好耐着性子不理他就完了。

　　过了些日子，越王勾践亲自来给吴王朝贺。吴王夫差就对大臣们说：“上回征伐齐国，有功的都得了赏。越王也派了三千人马，说起来也有功劳。再说他真心实意地顺服我们已经好几年了，我打算再封他一点土地，你们认为怎么样?”大伙儿都说：“大王赏赐有功的臣下，非常贤明!”伍子胥趴在地下，气鼓鼓地说：“大王怎么竟爱听这些个奉承的话呐?您不想灭越国，越国可准会来灭咱们的!”夫差动了气。大伙儿都劝伍子胥别说了，伍子胥哪儿肯听啊!他还一死儿引经据典，什么关龙逄啊，比干哪，足这么一唠叨，伯嚭听得不耐烦了，就说：“你要是真正忠心为国，就不该把自个儿的儿子托咐给鲍家啊!”

　　原来夫差没打齐国之先，打发伍子胥去送国书。书里的意思是数落齐简公不该欺负鲁国。这本来是夫差成心叫齐简公杀伍子胥的意思。没想到齐国的大夫鲍息是伍子胥的老朋友。他在齐简公跟前给伍子胥说了好话，才把伍子胥放回来。伍子胥预料吴国终究得有一场大祸，就私下里把他儿子伍封送到鲍息家里，托咐鲍息给照管着，还改了名字叫王孙封。有人把这件事在伯嚭跟前泄了底。伯嚭就说伍子胥有了外心，这回才敢当面顶他。夫差一听，更是火上浇油，就对伍子胥说：“我看在先王的面上，不能太为难你。可是你自己得要明白，往后别再见我的面了。”

　　当天晚上，夫差闷闷不乐地回到宫里，同西施和郑旦说起伍子胥的事。郑旦唉声叹气，西施揉着胸脯，瞪了郑旦一眼，转脸跟夫差说：“怪不得他老拦着大王去打齐国呐，原来是给他自个儿留着退身，俗语说得好：‘用人别疑，疑人别用。’大王要是用他，就得听他的话。那就先把我这个越国人杀了，再去打越国，然后一心一意地去服事齐国。”说着，皱着眉头，捂着胸口，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夫差知道她素来有心疼的毛病，这病一发作，她就皱着眉头，俩手捂着胸口[文言叫“捧心”]，他就赶紧安慰西施，说：“这是怎么说的，我哪儿能听他的呐?”西施跟着说：“大王要是不用他，那么还留着这种有了外心的人干么?像这种人连本国的人他都屠杀，楚平王的尸首他还用鞭子抽呐!难道他还能怕您吗?”夫差在西施的手心里就好像墙头上的草，随风倒，西施要他往哪边倒就往哪边倒。

　　夫差叫人给伍子胥送一把宝剑去，那把宝剑有个名字叫“属镂”[lou四声]。伍子胥拿着属镂叹息了半天，对手下的人说：“我死了之后，你们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东门口，我要瞪着眼睛瞧着越国的兵马进来!”说着，他就自尽了。那个送剑的人，把宝剑拿回来，把伍子胥临死说的话说了一遍。夫差叫人把伍子胥的尸首扔到江里去，气哼哼地说：“瞧你怎么样瞧着越国的兵马进来!”

　　夫差杀了伍子胥，拜伯嚭为相国，一心打算会合中原诸侯当个领袖。西施又故意劝他别为了儿女情长耽误了霸业。她的帮手郑旦可老是愁眉不展的，好像有说不出的苦处憋在心里似的。日子一长，西施瞧着有点儿不对劲儿。有一天趁夫差不在家里，西施就问郑旦：“你怎么一天到晚老那么愁眉不展的?”郑旦吞吞吐吐地说：“也没什么，我老觉着，大王待咱们不错，我有点不忍心害他。可是也忘不了咱们越国的仇……你说，有没有两全齐美的办法呐?”西施怕她真会跟吴王一条心，那可坏了。她叫郑旦死了这个两全齐美的念头，就说：“没有!我劝你只要别破坏我的事就成了!”郑旦急得直起誓发愿的，嗔[chen一声]着西施不体贴她的苦楚，抽抽搭塔地哭着说：“姐姐你放心，我虽说没有你那份刚强劲儿，可国仇跟私恩，多少我还能认得清!……”

　　后来，郑旦病了。越来越重，不到几个月工夫，她就死了。夫差非常伤心，把她埋在黄茅山，还特意给她立了一个祠堂。西施见夫差总是闷闷不乐，一边变着法儿地讨好他，一边老拿“大丈夫”、“英雄好汉”、“中原霸主”这些话去激他，为是让吴国消耗实力，给越国进攻吴国造成有利条件。公元前483年，夫差就在橐泉[吴国的地名，在江苏巢县地界内;橐tuo二声]会见了鲁哀公，又在发阳[卫国的地名，在江苏省如皋县东边]会见了卫出公。接着就打算召集各国诸侯，准备跟晋国争夺中原诸侯的霸权。

　　评：一把属镂将伍子胥送走了。我又将《史记》的《伍子胥列传》读了一下，觉得吴之兴在于用他，吴之亡在于亡他的说法还是有其有道理的一面的(要考虑一个人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一个国家的兴亡其因素必定是复杂多样的)。先将前面提到过的太史公的评价引用于下：

　　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

　　“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这句话道出了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既得利益者和受压迫剥削者，因为财富的分配永远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合理。即使同为得利者或同为受剥削者，他们之间肯定也存在着矛盾，肯定有着各种的不满。太史公说伍子胥是“烈丈夫”是充分肯定了他的这种反抗的精神，我也认为这是值得提倡的。一味地逆来顺受只会换来更大的苦难，统治者是不会因为得到更多的利益就停止的(人的贪婪是没有限度的)，这就是根本性的原因。只有做出了充分的反抗，世人才能听到这种声音，才会思考，社会也才能改变，才会进步。纵观历史就会发现，统治者会以各种手段缓和上面所说的矛盾(教科书上会用“阶级矛盾”吧)，或是以宗教进行催眠，或是以对外战争掠夺财富来转移矛盾，或是许下不可能实现的愿景来进行欺骗等等等等，但结果总是一个，那就是反抗不可避免，不合理的统治终将被推翻。矛盾激化带来的反抗是历史前进、社会进步的动力，这是它积极的一面，所以值得肯定和提倡。而反抗带来的政变乃至战争则是其消极的一面，是应该尽量避免的。至于如何实现则永远是摆在政治家面前的一个巨大而艰难的课题。

　　伍子胥的一生正应了《孟子》那一段话，我就不再复述了。成就大事业的人往往会有所执着(或应为执著，对于用词我前面已经说过原则了，不再多说)，这是常人难以理解和企及的。不管成功的还是没成功的，这种执着正是这类人的关键，而最让人唏嘘和感慨的也正是这点。他会使没成功的人活得不如常人，会使屡败屡战的人终获成功，会使成功后的人走向衰亡(因外条件变化了，他的坚持不能适应时代的改变了)。白公胜(就是公子胜)也是这样的人，我们日后会讲到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