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乱臣贼子

　　5 乱臣贼子

　　郑庄公正和大臣们商量着去朝见天王的时候，卫国[在河南省淇县东北，是周公封给他兄弟康叔的，先头是伯爵，后来封为侯爵，到卫桓公已经是第十三代的君主了]的使臣来了，说卫桓公去世，公子州吁[xu一声]即位。郑庄公起了疑，叫祭足去探听内里到底是怎么回事。祭足说：“外头早就传开了，说卫侯是给州吁谋害的。”郑庄公当时皱紧了眉头子，说：“了不得啦!州吁谋害了国君，还得打到咱们这儿来。咱们不得不早点防备呀。”大臣们听了，都不明白卫国有了内乱，怎么会打到郑国来呐?

　　原来卫桓公有两个兄弟，一个就是公子晋，一个叫州吁。州吁有些武艺，喜欢打仗。他瞧见哥哥卫桓公是个老实人，软弱无能，不像能做大事的，就瞧不起他。他和他的心腹石厚天天商量着怎么去抢君位。公元前719年(周桓王元年)，卫桓公动身上洛阳去朝见天王，州吁在西门外摆下酒席，给他送行。他端着一杯酒，对卫桓公说：“今天哥哥出门，兄弟敬您一杯。”卫桓公说：“我去去就来，兄弟何必这么费心?”说着也斟了一杯回敬。州吁俩手去接，成心装作接不着，那酒盅就掉在地下了。他赶紧拣起来，转到卫桓公背后，拿出匕首从背后扎过去。卫桓公就这么给他杀了。周围都是州吁的人，还有谁敢说话?

　　州吁杀了国君，拜石厚为大夫，只说卫侯是得急病死的，就这么去向诸侯报丧。可是卫国的人都说国君是给州吁和石厚害死的。古时候的国君也怕大伙儿派不是。要是国内的老百姓和国外的诸侯不服，君位就怕保不住。州吁和石厚这就挺担心，总得想法子叫人家佩服才好哇。他们认为顶能哄人佩服的事就是打个胜仗，趁机会还可以掳掠些粮食来。要打仗可总不能一点理由都没有，就是成心打哪一国，去抢些粮食来，也得有个名义才说得过去。他们就在这些国里挑开错儿啦。石厚晃着脑袋，说：“有了!郑伯窹生杀了他兄弟，赶走他母亲，不该受责备吗?”州吁直点头，挺正经地说：“对!咱们得讲道理。像窹生那么不孝顺母亲，不爱护兄弟的家伙，非重重地治他一治不可!”

　　州吁想约会陈国[在河南省开封市东，是周武王封给虞舜的后人胡公的]和蔡国[在河南省上蔡，后来迁到新蔡，是周武王封给他兄弟叔度的]共同出兵。石厚说：“顶好能约上宋国[在河南省商丘县，是周武王封给商朝的后人微子的]和鲁国[在山东省曲阜县，是周武王封给他的兄弟周公旦的]一块儿出来，才打得过郑国。”州吁说：“陈国和蔡国向来顺从天王，这会儿天王跟窹生有了意见，他们要想讨天王的好儿，准答应咱们去打郑国。可是宋国和鲁国怎么能帮助咱们呐?”石厚说：“现在的宋公是宋穆公的侄子。宋穆公自己的儿子公子冯[ping二声]倒躲在郑国，宋公老害怕郑伯帮助公子冯去抢他的君位。咱们约他去打郑国，就是帮他去灭公子冯，他还能不顺意吗?说到鲁国，大权全在公子翚[hui一声]手里。只要多送他点礼，他没有不答应的。”

　　事情正同石厚说的一模一样，宋、鲁、陈、蔡，都按着州吁规定的日子，出兵帮卫国来了。五国的兵马把荥阳的东门围了个结实。郑国的大臣急得没有法子。有的要讲和，有的要打。郑庄公说：“这五国里头，除了宋国为着公子冯这件事以外，哪一国跟咱们也没有仇。州吁夺了君位，不得民心，要打个胜仗，好叫老百姓服他。只要稍微给他一点面子，就能退兵。”他就叫公子冯上长葛[郑国地名，在河南省长葛县]去躲着，另外打发人去向宋公说：“公子冯躲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不好意思杀他。他这会儿又逃到长葛去了，杀他不杀他，都不碍我们的事，请宋公自己拿主意吧。”宋公出兵本来为的是要消灭公子冯，一听这话，就把军队开往长葛去了。陈、蔡、鲁三国的将士看见宋国兵马走了，也都想回去。

　　郑庄公就派公子吕去跟卫国人交战，嘱咐他：“总得给他们留点面子。”公子吕领着一队人马出去应战。石厚就上来招架。另外三国的将士全都抱着胳臂肘，在旁边看热闹。公子吕对付对付石厚，就往西门跑去。石厚带着人马追到西门。公子吕的军队进了城，关上城门，不出来了。石厚叫士兵们把西门外的谷子全割下来，运到卫国去，大模大样地总算打了胜仗。四国的兵马就这么散了。

　　州吁、石厚“得胜回朝”，满以为给卫国争了脸面，国内的人都该服他们了。哪儿知道老百姓背地里全都说开了，恨他们无缘无故地发动战争，害得人们不能好好地过日子。有的简直就要派人上洛阳告诉天王去。州吁对石厚说：“他们还不服我，怎么办?”石厚说：“我父亲当初在朝廷里人人佩服，后来因为他……”他本来想说“因为他看不过您的行为”，一想不对，赶紧闭上嘴，另外想出了一个说法：“后来因为他老了，才住在家里休养。要是把他老人家请出来，大伙儿一定没有话说，您的君位也就稳了。”州吁也想着有个德高望重的老大臣出来支持他，说不定比打郑国更有意思，他就叫石厚去求他父亲去。

　　石厚见了父亲石碏[que四声]，就问：“新君怕人心不安，君位不定，想问您有什么好主意?”石碏说：“诸侯即位应该得着天王的许可。只要天王答应了，还有什么说的?”石厚点了点头，说：“错是不错。可就怕天王不答应。总得有人从旁说个情才好哇。”石碏说：“给你们说情的人总少不了吧，等我想想。”他一边摸着银白色的胡子，一边说：“陈侯跟天王挺亲密，跟咱们也有交情。你们先上陈国去，请陈侯在天王跟前说说，过后你们再去朝见，还怕不行吗!”

　　石厚把他父亲的好主意告诉了州吁。两个人高兴得拍手叫好，就带了些礼物，君臣俩亲自跑到陈国去。石碏也写了一封信，暗地里打发人送给他的好朋友陈国的大夫子鍼[zhen一声]，求他帮忙。

　　州吁和石厚到了陈国，陈桓公[陈国第十二代的君主]叫子鍼招待他们，请他们在太庙里相见。子鍼早把太庙摆设得整整齐齐的，还安排了好些武士预备伺候这两位贵宾。两位贵宾由子鍼招待着到了太庙门口，只见门外搁着一块牌子，上头写着：“不忠不孝的人不许进去。”州吁和石厚倒抽了一口凉气，进去也不好，不进去也不好。石厚问子鍼：“这牌子搁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子鍼说：“这是敝国的规矩，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他们才放下心，大胆地进去了。到了庙堂上，州吁和石厚刚要向陈桓公行礼，就听见陈桓公大声地说：“天王有令：逮住杀害卫侯的乱臣州吁和石厚!”他刚说了这一句，旁边的武士早把他们俩抓住了。子鍼拿出石碏的那封信，向着大伙儿念起来，大意说：

　　外臣石碏磕头写信给敬爱的陈侯：我国不幸，闹出了谋害国君的大祸。这全是州吁和石厚干出来的。这么不忠不孝的人要是不治罪，往后乱臣贼子准得更多。我老了，没有力量处治他们，只好想法子叫他们上贵国来。请您本着正理，把他们办罪。这不光是给卫国除害，也是给天下除害!

　　临到这会儿，州吁和石厚才知道他们上了石碏的当。陈桓公就想把他们俩当场杀了。子鍼说：“先别杀。石厚是石碏的亲生儿子，咱们不好意思杀他。还是通知卫国让他们自己瞧着办吧。”陈桓公就吩咐人把那两个人各关各的，一面打发使臣去通知石碏。

　　石碏自从告老回家，早就不过问朝廷里的事了。今天接见了陈国的使臣，才上朝堂去见大臣们。大伙儿知道了那两个乱臣已经给抓住了，都说：“这是国家大事，请国老作主。”石碏说：“他们俩犯的是死罪，咱俩只要派人上陈国去杀他们就是了。”有位大臣说：“乱臣贼子人人都可杀得。我去杀州吁吧。”大臣们都说：“好!主犯办了死罪，从犯就减轻刑罚吧。”他们这么说，为的是要讨石碏的好。大伙儿替石厚央告了又央告。他们认为上了年纪的父亲总有点疼儿子的心，就是不好意思当着大伙儿护着自己的亲骨肉;只要大伙儿真心实意地替石厚求情，他准会顺水推舟地同意他们的。石碏可发了脾气，瞪着眼睛说：“州吁的罪全是没出息的小子弄出来的。你们替他求情，这明摆着是光顾人情，不讲道理了!你们当我是个什么人。……谁杀石厚去?……谁杀石厚去?”问了两声，没有人言语。朝堂上像死了似地没有一点声音。石碏气得呼呼的，就像得了气喘病。大伙儿都拿眼睛看他的嘴，只见他老人家的嘴挺急地哆嗦着，哆嗦着，到底迸出声音来了，说：“没有人去?好!那我老头儿自己去!”他的一个家臣说：“国老别生气。我去就得了。”这么着，两个人就依照卫国大臣们的意见去处治州吁和石厚。

　　他们到了陈国，谢过了陈桓公，就分头去干，一人杀一个。州吁见了来人，大声吆喝着说：“你是我的臣下，怎么敢来杀我?”那个人说：“你不是先杀了国君吗?我不过是学你的样儿!”州吁什么也说不出来了。石厚见了来人，央告着说：“我是应当死的。求你让我见见我父亲再死，行不行?”那个家臣说：“行!我带着你的脑袋去见他吧!”

　　石碏和卫国的大臣们治死了州吁和石厚，立公子晋为国君，就是卫宣公。卫宣公因为上回卫国约会了四国攻打郑国，怕郑伯来报仇。这回打发使臣去聘问，也算是向郑国赔不是的意思。

　　评：州吁和石厚谋害国君，无故发动战争，称其为乱臣贼子并不过分。其实州吁和郑庄公之弟段都是有宠于父或母，而州吁之所以能暂时登上国君的宝座是因为他哥哥卫桓公较之于郑庄公实在是天壤之别(郑庄公知道州吁篡位且崇尚武力，很可能要靠军事进攻转移国内民众的不满，能够预测到卫国的进攻实在不愧为老牌的政治家)。其实细细看来，石厚和郑庄公往往想到了一块，如靠战争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联合或瓦解多国的联军、小战辄止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可以看作是政治家惯用的伎俩。

　　石碏的“大义灭亲”在历史上很有名，被历代的史家推崇，这里细评一下。诚然，“大义灭亲”是没有错的(它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但是值得探讨的。

　　其一，从历史的角度讲，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家天下”的统治模式，而家天下意味着这个“家”和与这个“家”亲近的人就是统治阶级，他们与一般的平民百姓在地位上是根本不平等的。统治者表面上推崇这种“大义灭亲”实际上更多的是摆摆样子，显示一种表面上的公平公正，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实际上很少有因为犯死罪而被杀头的。试想此例中，石碏如果答应了那个大臣从犯从轻处置的意见，石厚是肯定不会死的，而这一点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直接破坏了法律的公平公正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一直是“情大于法”的现象：要知道从立法到执法到审判再到监督都是要靠人来执行的，法律条文本身就不可能像自然学科那样严密、其本身就可能存有矛盾，在整个法律实施的过程中相关人员的哪怕一个不同的理解、认定或解释造成的结果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即使排除私心、严格按照法律执行其结果都是必然存有一定争议的(尤其是对于复杂的前面没有可借鉴的案件来讲)，更遑论一心偏袒某方呢?比照当代，“我爸是李刚”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这是法律在中国人心中实际位置的一种直接的体现，而值得担忧的是长此以往法律的公平公正还能实现吗?法律还能称之为法律吗?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以追求法律的公平公正为根本，不应去追求表面的所谓“大义灭亲”之类的东西。

　　其二，现在很多国家的法律对亲人之间的对犯罪的隐晦是允许的、是有相应规定的，不为“大义灭亲”之举在这些国家是合理合法的。故“大义灭亲”这四个字即使在当代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其三，以此为例，顺带提一下儒家思想的两点：“亲亲”、“君君臣臣”。此例中，如果以“亲亲”为标准，石厚是不用死的;如果以“君君臣臣”为标准，石厚弑君，是必死的。这里就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本身对于这个事件是有着双重标准的，是不能自洽的。所以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以儒家思想来治国，一方面给了标准，另一方面也给自己留下了实施统治的余地。所以，实际上，由于世事变幻、社会的不断前进，想靠某一种思想来指导实际，来解决一切问题是很困难的，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怎样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才是关键(我以为理论必须与时俱进，根据实践的结果不断作出改进;实践必须把握住理论的精髓和原则，使理论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虽然这是极难的)。

　　另：附相关---《春秋乱弹之“石碏谏宠州吁”》，大家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