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夫妇是如何重返中国的

　　在国际友人中，斯诺的名字无疑是最响的：他以其《西行漫记》名扬中国。在当时与其相恋并结婚的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以其《续西行漫记》，步斯诺之后，也在中国乃至世界赢得了极大的荣誉。他们在当时堪称灿烂的双星。可是细心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在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一直到1960年才得以第一次重访中国;第二次是四年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竞到了1970年，即其逝世前两年。这主要是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迫害进步人士所致。但毋庸讳言，其中也有中国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原因，使得斯诺和中国的关系被人为地割断了。至于海伦，情况更糟。随着解放大军将红旗插遍中国大陆，两个“赤色分子”斯诺与海伦反而在1949年解除了婚姻关系。海伦孑然一身，带着40个装着中国材料的箱子，走遍了半个世界，穷困潦倒。直到1972年，才得以重返中国，其中又是何原因?又是谁为他们搭上了重返中国之桥?

　　在叙述正题之前，有必要回溯一下海伦与斯诺的感情波折。

　　在海伦1931年到达中国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斯诺的名字了。斯诺时常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并且是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密勒氏评论报》的年轻助理编辑。海伦喜欢靳诺的文章，每次见了都要剪下，收在一个大卷宗里。一到上海，海伦就向美国副领事打听斯诺是否在上海。他答复说，刚从印度回来， “你想见他吗?”于是副领事就在领事馆给斯诺打电话，他和斯诺的高声对话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

　　“你是斯诺吗?这里有一位福斯特小姐要见你。今天才从西雅图来的。……胖?是，胖，50岁上下，保养得很好……阔气?金刚钻滴里嘟噜的。她有保镖……带武器?是的，每个人都有两件。斯诺，我要是你就不管她。什么，让我替你照看她?好吧……”他捂上送话器，对海伦说： “他请我们到沙利文去喝茶，马上，就在附近。”

　　到了沙利文餐厅，副领事介绍说： “斯诺老是迟到。”斯诺在印度旅行，因为热带气候生了病，回上海治疗。斯诺总是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从不慌忙。副领事说斯诺写了一篇批评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的文章，谁也不喜欢他。副领事想了想又说： “他还没有结婚……我也没有，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

　　海伦不理睬他，抬头却见到一个消瘦的、身材匀称、穿着白上衣的人。他就是斯诺，脸色苍白，雀斑都显了出来。情人眼里出西施，尽管海伦希望斯诺有运动员似的体格，希望他漂亮，但第一瞥海伦还是被他吸引住了。斯诺向她走来时，眼睛也盯住她的脸，以至于不止一次地被椅子腿绊住。

　　“斯坦利小姐，不，我的意思是美国小姐，从我1927年离开堪萨斯城以来，还没见到过……”斯诺以略带磁性的声音说道，“你让我想起了我邻居家的姑娘。我已经忘记那个姑娘长的什么样子了。我没见到什么金刚钻，什么50岁的肥胖的阔太太。”

　　“我不喜欢金刚钻。”海伦伸出光秃秃的第四指，告诉斯诺，她几乎读过他所有的文章，希望他帮助她进行在中国的第一次采访。她把她装剪报的卷宗递给斯诺。斯诺迅速地翻着卷宗，感叹道： “如果我有一张你那么辛勤剪下的照片就好啦。你是第一个要求访问我的人。”他们就这样一见钟情了。斯诺把美丽健康的海伦叫做“希腊女神”。

　　第二年，海伦25岁生日那天，斯诺早早地就带着栀子花来到沙利文，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没有迟到。他们喝茶，以牛肉作晚餐，纪念他们的首次相逢。斯诺把一枚在西藏买的银戒指送给海伦，可海伦没有戴，先放进钱包里。并说： “还是先写书吧，你赶紧写你的，我也赶我的。”

　　斯诺有些窘： “这件事比我们的事重要。可我们是多好的一对呀，这是命呀。”

　　“等到我在中国过第二个生日，我们再去算算命吧。”

　　“现在就去。”他们坐出租车来到静安寺一座小庙，那儿有一位老和尚，满是皱纹的脸上有一颗生着长毛的痣。和尚摇了一下竹签筒，让他们抽。司机用洋泾浜英语翻译给他们听： “两人命一样。顶好，很福气。你们应该立刻结婚。”

　　“现在你不能再拒绝了吧!”斯诺大笑，海伦也笑起来。海伦随后说，她不希望结婚是件糟糕的事情，但她相信人有选择结婚、离婚和自由的权利——也许这就是后来他们离异后，海伦从不抱怨斯诺的原因。她坚持要先写一本书，哪怕永远不出版。斯诺佩服海伦的执着，但又不明白海伦有这样的意志却为何没有出名，也没有变得富有，也没有成一个大作家……

　　这年12月，斯诺的书稿写完了，可海伦的进展一点也不顺利。他们来到码头，一任海风吹拂。海伦从手提包里拿出那枚银戒指，脱下一只小白手套： “你现在可以给我戴上了。”他们按照西藏的方式把冻得发红的鼻子相碰相擦。海伦建议做一套日本和服，到东京去结婚，但斯诺并不喜欢这个主张。

　　这之后，特别是斯诺访问延安后，名声大振，写作愈加忙碌。为了让斯诺安心写书，其他杂事如复信等，就成了海伦的主要工作。斯诺终生称道的一件事是自由，不要束缚。他想享有家庭和妻子的所有益处，却不想有一点拖累。他望着海伦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的名演员。他们在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旅行之后，回到美国。在纽约的闹市区住过，有一阵子还住在好莱坞，洛伊斯拍片，斯诺写作，有时也一道出外采访，由洛伊斯给斯诺当速记员。生了一个儿子之后，他们才安顿下来，选择了赫德逊河上游的斯奈登渡口为家。他们在1949年5月的一天，在那里正式结婚。在场的只有少数几个好友，还有斯诺的哥哥霍华德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史沫特莱女士。过了不久，由于美国政府执行麦卡锡主义，斯诺夫妇都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为了谋生和寻求工作的自由，斯诺只好去了瑞士。他想由此继续返回中国做他愿意做的事，可是当时的美国护照限制很多，对华盛顿来说， “中国是头号坏蛋”。后来，在1960年和1964年，斯诺搞到一个单独的签证，但不许洛伊斯陪他去东方旅行。好在洛伊斯在嫁给斯诺时就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她认为，驻外记者的妻子必须要有坚强的神经和耐心，才能让她们的丈夫长期离家，去做危险的旅行。 “我和埃德(斯诺的爱称)结婚时，他已过了他的生活中最富刺激的时期。但是我仍知道，同他在一起的生活既不会是安定的，也不会是简单的。……我在结婚之前就深刻地了解了这个人。我爱他的勇气，也同样爱他对事实的尊重，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已经习惯于他的健忘，他的随便乱扔衣服，我适应了他的迟到而且经常被他的恻隐之心所感动……”

　　斯诺可以自己来中国，但1964年之后，有6年的时间再没有来中国，又是什么原因呢?

　　其主要原因是正直的斯诺对中国后来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深表不解，并且在欧洲的一些报刊上撰文反对中国的做法，在一旁泼了冷水，这引起了正“如火如荼”深陷在“文革”中的中国方面的不满。斯诺与中国人的感情陡然降到最低点。他想再次来华访问，却被拒之门外。当然，他也不了解，在中国外交部的大院里，已经有大字报指名道姓说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往中国的间谍”。但斯诺毕竟是对中国做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他。而且到了1970年，毛泽东等人也对“文革”初期的做法有一定的反思，并有重要的话要传递到世界。而最理想的传递人——无论从与中国的关系还是影响来说，唯有斯诺最合适。可难题是：斯诺对自己前一段的论点不肯表示让步，也不肯主动表示访华，令外交部门大伤脑筋。最好有一个曾与斯诺相识，现在又地位重要的外交官做“说客”，让斯诺主动表示访华，中国政府表示接受。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中国驻法大使、红军外交家黄镇的肩上。

　　1936年，当斯诺和马海德访问红十五军司令员徐海东时，黄镇正是那个军团的宣传部长，他负责接待斯诺，与他有过多次交往。黄镇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多次将侨居在瑞士洛桑的斯诺请到驻法大使馆面谈。可是，不知是斯诺对“文化大革命”心有余悸，还是有意鄙视外交途径，尽管他态度友好，就是闭口不提访华的事。国内电报催得很急，眼看国庆节就要来临，毛泽东主席要借此机会向全世界发出某种信号，机会稍纵即逝，斯诺又常在瑞士，联系不便，急得黄镇牙根上火，坐立不安。

　　这一次通过斯诺在巴黎的经纪人，又把斯诺请到大使馆。黄镇已想好几个方案，要让斯诺主动表示访华的意向。斯诺安静沉着地坐在对面，他眼窝很深，带着一种固执的神色。黄镇耐着性子说： “在美国朋友中，至今还与我们保持友谊的，您大概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吧!”

　　“遗憾的是有些当权者已经不再把我看成中国的朋友了。但我的言行向来是公开的，我有一个作家的良知，我不会看风使舵，随便改变我的看法。”斯诺语气很重，显然他为前一次申请访华未被批准而不满。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在等待中，黄镇为缓和气氛，叙起旧来： “你还是直肠子。请你相信，十五军团的老兵也跟从前一样。当年我在大会上讲话迎接你，向你介绍长征的故事，陪同你访问徐海东司令员时，你光着个头，满脸胡须，你看我们都很老，我们看你也很老。那时，我们把你当‘外国鬼子’;如今，我们中国人在这里也被当成‘外国鬼子’了。”

　　斯诺神态轻松了些： “在麦卡锡控制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把我看作危险分子，不让报刊登载我的文章，我只能迁居瑞士。我的护照也禁止我去中国。直到1960年，我才第一次踏上解放后的新中国。可是六年后，我竟又被我所热爱的国家拒绝……”

　　“我们有个词儿叫。一小撮’，意思是说任何时候好人都可能遇到一小部分人的攻击。我也被打成‘反党集团’过嘛，可我还是返回了巴黎，继任我的大使职务。反对你的人是一小撮，他们现在已被调离了外交岗位。毛主席几次问到你的情况，周总理也在亲自过问你的访华事宜……”

　　斯诺是个爽直的人，一听这话，前嫌尽释，开始犹豫： “我理解你们的大多数，大多数也会理解我。可我刚动了膀胱手术，医生不允许我远行。”

　　“国内几次来电催促你，一定有所考虑。希望你不要错过良机。”黄镇觉察出斯诺的内心矛盾，就势说： “如果你现在提出访华要求，我想我国政府将愉快接受。”

　　斯诺又陷入沉思： “我愿意访华。鉴于前一段两者之间的‘不理解’，我想还是以贵国政府提出正式邀请为好。”

　　这正是问题的要害，也是黄镇至为关心的。受过伤害的人最怕再次被人愚弄。富有经验的黄镇只有开诚布公了： “所谓申请，就是说你出于自愿原则，或者说你是去看望老朋友。这只是表面上的，实则是我国政府已委派我对您访华提出邀请，并负担您的一切费用，包括您的夫人一道前往……”

　　斯诺颇为激动： “既然如此，我当然愿意!”

　　“你将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毛主席将把你当作贵宾!”黄镇讲完上述那段关键性并打动了斯诺的话后，有一种精疲力尽的感觉。现在可以松口气了。余下的事——口头或者书面申请，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晚餐之后，他请斯诺在一张事先准备好的表格上签了字。

　　8月14日，斯诺和夫人洛伊斯到达中国。10月1日，他俩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解释说： “在1967年和1968年这两年中，反对你到中国来的那些官们是一帮极左分子，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还夺过外交部的权。但是这些人都早被清除出去了。”

　　12月5日，斯诺向黄镇发出一封感谢信。信中掩饰不住即将被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的喜悦： “此封短信再次感谢你为实现我的要求所作的十分宝贵和极为有效的帮助。……我们在北京度过的时间与在外旅行的时间大致相等。现在我在即将告别之前正充满希望地等待几个重要的接见……”

　　那天晚上，斯诺和洛伊斯整理笔记，很晚才睡。凌晨5点来钟，翻译唐闻生来叫醒斯诺： “毛主席说你不用换衣服，不拘形式，来吃早饭。”

　　“可不能穿着睡衣去!”斯诺睡眼惺忪地摸到浴室，用冷水洗了把脸。洛伊斯在衣柜里给他找了件衣服，爬到床底下给他找皮鞋。

　　“唉，用不着。”唐闻生说， “就穿一条裤子和一件毛衣就行了。再披一件厚大衣，外面冷。”

　　洛伊斯一个人留在旅馆里。五个半小时后，斯诺回到房间时，烟灰缸里尽是洛伊斯的烟头。她尽量按捺住焦急的心情——最后还是急急地叫道： “毛主席到底说了什么?”服务员送来了啤酒和午饭，他们边吃边谈。到斯诺把他所记的话都说完的时候，他已困得马上要上床休息了。

　　毛泽东告诉斯诺，欢迎尼克松到中国来，不论是作为游客，还是作为总统——他上了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回国后，他们把这消息扣了几个月，等待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公开透露。《生活》杂志同意发表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和一篇他同周恩来谈话的文章;消息传了出去，后来一系列的事件震惊了世界。可惜，尼克松总统来北京前的一星期，即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小村庄埃辛斯那所凌乱的旧农舍中去世了。

　　1971年冬，斯诺被发现患了癌症。毛泽东、周恩来曾多次派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和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前去慰问探望。后来听说他的癌症已进入晚期，而且在手术后癌细胞又继续扩散。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派马海德和日坛医院的医生，组成一个医疗小组，前往瑞士探望和协助医疗护理。

　　当医疗小组到达斯诺家中时，斯诺已经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丁。有一次，黄华(斯诺首次访问红区的翻译)也在，斯诺拉着马海德和黄华的手，幽默地说： “咱们三个‘赤匪’又见面了!”在场的人，眼睛都潮湿了….

　　斯诺用毕生的感情，在临终时喊出一句话： “我热爱中国!……”海伦一兰中美去3多次机会

　　黄镇打听到居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海伦的家，登门拜访时，着实吃了一惊：她伛偻着背，满脸皱纹……这哪里像当年那个穿着八路军军服，束着腰带，有时戴上康克清递过来的墨镜，和朱德站在一起、风姿绰约的海伦?他没有料到晚年的她竟是这般穷困，身边除了书，就是她视为珍宝的有关中国的40箱材料。

　　海伦解释说：令人遗憾的是，我的遭遇同埃德加·斯诺完全不一样。我们当初在美国好比同乘一个双人小木筏，但是他克服了困难，我却不得不用各种办法勉强活下来。他写的书和文章卖了以后使他得到足够的收入。我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能够同他的公众取得联系，我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中国的任何人都觉得很难理解，既然斯诺能靠写书赚钱，我怎么就不能靠写书赚钱?可事实就是这样。

　　黄镇说： “你们都有了不起的经历。你本来应该像斯诺一样大获成功，甚至有更大的成功，因为你是一名女性，女性有这样的经历很了不起。”

　　海伦认为他说得对，而且碰到了痛处：“这对我来说是太困难了。我卷入的其他事情太多，破坏了我的工作，想补救已为时过晚。”海伦不喜欢谈论这个话题。她所指的为时已晚的事是：本来她可以再写下去，但由于知道肯定不会出版，就无法再写下去了;等到可以出版时，手里全是凌乱不成形的东西，而把大量时间用在为工业合作社筹款上……

　　黄镇把她请到联络处，立即着手帮助她恢复与中国人民失去多年的联系。

　　朱霖时常陪海伦说话，询问她当年只身去延安的情形。每当这时，海伦总是豪气重又荡漾在脸上;朱霖也想问问她与斯诺是怎样分手的，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法国驻美大使夫人提醒过她：不要像在法国时那样看待夫妻关系。一般法国人离婚的也有，但总还是希望夫妻白头到老。而许多美国人却不是这样。你在这次招待会上认识了这对夫妇，下次招待会，男的换了女伴，或女的换了男宾，都是正常现象，你都不要问，何况他们分手后还会客客气气握手……海伦与斯诺分手后，他们就有关中国的材料和照片问题还有过来往，虽无情分可言，但斯诺还是告诉过她重返中国的费用： “我第一次旅行花了6000美元。”另一个人对她说： “至少需要2000美元，再加上在中国每天要花10美元。”这点钱海伦也拿不出， “对我来说，哪怕只是筹措2000美元作为到中国旅行的费用都几乎不可能。可是我又怎能说明这一点呢?特别是因为我欠的税款比这个数目还要多。人怎么会愿意这样生活呢?”这也是她没有早点回到中国的原因之一。

　　这几年她想访华，但又担心得不到批准： “埃德加·斯诺的第二任妻子洛伊斯曾在1970年陪他到中国进行他最后一次访问，所以这有点让人糊涂，因为很少有人想到他曾有过两个妻子。”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常常理想地认为：好人应该只有一个妻子，并从一而终。海伦说： “我的到来可能使北京有点难办。但我可以凭着我《中国红区内幕》(即《续西行漫记》)作者身份受到接待。”

　　此话不幸言中。国内答复始终没来。有关人士对前不久携妻访问过中国的斯诺，多少有些顾忌：那还是洛伊斯·斯诺，现在怎么又出来个海伦·斯诺?如何向国人解释?

　　黄镇执意向国内陈述：不论海伦与斯诺现在的关系如何，她从30年代起就热心向世界介绍中国，至今激情不减。她为中国的解放、和平与进步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如今她已年过古稀，来日无多，望尽量批准她的中国之旅……

　　黄镇成功了，国内终于批准了海伦来访。

　　当黄镇把海伦再一次请到联络处，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在海伦脸上呈现的已不再是眼泪，而是长久的沉默。她喃喃道： “好人是一座桥。”

　　她依然倔强。黄镇代表中国给她一些资助，被她谢绝了。在一个月内，她变卖了一部分老式家具，以及她从中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带回的几乎所有东西。她变卖了珍藏30年的中国东西——驼铃、珠宝、清朝式样的对襟绣花衣和裙子，以及瓷盘。剩下斯诺给她的订婚戒指和1936年斯诺送给她的圣诞节礼物——一件豹皮大衣。冬天是最不适于旅行的季节，但是旅费却便宜一半，海伦选择了冬天。当她到达伦敦中国大使馆去领两个月的签证时，她还没有预订好旅馆房间，她甚至不知道向哪个机构提出申请。她请在纽约的黄华替她办。黄华也表示愿意为她的整个旅行付钱，但海伦不肯接受。她认为她一向是独立的，斯诺也一向如此，也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这是成功的秘密——至少斯诺的情况是这样!

　　海伦在北京受到外交部龚普生等人的热情接待，邓颖超、康克清等人都会见了她。而且许多人说看过她的书，这使她受宠若惊，后悔没有多写一点，早点回到中国。

　　圣诞节前夕，她即将回国，便坐在北京饭店的写字台前给毛泽东写信： “我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任妻子(在1949年离婚)。在30年代，我在中国待了将近10年。我们全都感谢您为保持中国人民与美国的友谊的自然发展而做的一切。其中之一是您1936年至1937年同两个青年人斯诺夫妇的合作和在埃德加·斯诺后来访问时，您继续同他保持私交。了解美中友谊这个短短历程的每一个美国人，都很感激您。

　　她随信还送去了她的着作《革命生涯》的中译本，信内还附有一张斯诺在北京盔甲厂13号写《西行漫记》时的照片。她抵达长沙后，翻译在夜里把她从睡梦里唤醒。他带来一个大信封，信上注明的日期是“73年1月3日”。内容是：

　　你的信和你写的《革命生涯》一书 都已收到。信写得很好，我在很久以前 看过这本书。非常感谢。我祝你在回国 途中一路平安。如果你想再次访问中国， 你将受到欢迎。祝你新年快乐。

　　毛泽东

　　外国人难得接到毛泽东的私人信件，若有的话，也很少。次日，她将信给几个友协的工作人员看，那几个人都小心地摸摸信纸：后来她告诉一位中国大使，说她没有要求见毛泽东。大使说： “你应该要求，他会见你的!”海伦感到：也许这是我一生中失去的许多机会中的一个!但是在经过全面考虑之后，她感到这是对的。

　　大约4天以后，她在长沙又接到周恩来的信：

　　你在去年11月14日通过驻联合国大使黄华送交我们的信和短剑到1月4日才收到。谢谢你的好意。我们将把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短剑送交中国革命博物馆，告诉他们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在1930年从张辉瓒统领下的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在长征时期把它带到陕北，后来你又把它带刭美国，现在你又把它归还给中国人民。它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象征：在你这次访问期间，我没能会见你。在你离开后邓颖超同志向我谈起你时，我对此感到抱歉。我希望你下次来时仍能见我。，祝你新年快乐，一路平安!邓颖超同志也向你致意。

　　周恩来到美国。10月2日，在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举行第一次国庆招待会的次日，在吃饭时，她把一只熊猫送给大使夫妇： “我送给你我分送的第一只大熊猫，记住保持这种新的友谊，不让它破裂。”

　　黄镇圆圆的脸露出微笑： “我有样永远打不破的东西送给你。”说着，他拿出一只逗人喜爱的毛茸茸的花线熊猫，它正咀嚼着一枝青竹，眼神里透出一种和睦与安宁。

　　海伦当年见过40多位中共领导人，遗憾的是没有见到任弼时和邓小平。当时这两人和黄镇都率部队前往云阳镇，待命开赴抗日前线。海伦不甘心，请求毛泽东帮她想办法。毛泽东稍一思考，挥笔给任、邓二人写了一封信：

　　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 致礼

　　毛泽东

　　1937年8月19日

　　但当海伦赶到云阳镇时，任弼时和邓小平又率部开拔了。对此，海伦只好感叹：“难找!”

　　任弼时于1950年10月病逝.邓小平则几度沉浮。对此，海伦仍不灰心，始终期待着能把这封介绍信当面交给邓小平。机会终于来了。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来到华盛顿后，海伦喜出望外，当即从家乡康涅猛狄格州赶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会见邓小平的要求。她终于如愿以偿了，见面时第一句就是： “您真是难找啊!”

　　邓小平握住海伦的手，亲切地说： “你可是大名鼎鼎的记者啊，我听说过的，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才见面。”于是，海伦兴奋地把42年前毛泽东的那封亲笔信交给了它的收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