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黄雀记读后感

　　苏童黄雀记读后感

　　苏童黄雀记读后感（一）：

　　民族心理的深刻拷问——读苏童《黄雀记》有感

　　著名作家苏童在继小说《妻妾成群》《米》《碧奴》《河岸》……之后，推出了又一部长篇力作《黄雀记》。全书训戒隐忍，缕罗细节别致，无论是家族生命的倔强和衰颓，懵懂的青春形态和变态，局促的现实尴尬和纠结，都被苏童用诗性起兴开衿，把一个嚣嚣时代的芸芸众生还原得鲜活饱满，均衡严谨。

　　《黄雀记》是一部关于罪与罚、关于自我忏悔与救赎、灵魂的寻找与安放，关于绝望与期望的复杂故事。书名的隐喻与文本中诸多的隐喻、象征相呼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少年保润将仙女捆绑在水塔之上，但没想到最终对仙女实施强暴的却是他的朋友柳生。《黄雀记》分三章，“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三章故事情节的推进和展开，就好像那些照片与照片之间胶水粘连的痕迹，横贯于整幅壁画之上，正因条理分明，更显得生硬触目。整部小说的叙述结构亦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感觉。虽然三章是从三个人物的不一样视角叙事的，但它更侧重证明了“白小姐的夏天”所影射的当下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如果说《河岸》写的是过去，《黄雀记》写的则是当下这个时代。作为一部写“当下”的长篇小说，《黄雀记》的故事性十分强。这个故事的引子是“照片”。保润的祖父每年执意要去香椿树街的照相馆照一张相片，这种举措引起了儿媳妇的不满，在反复争执中祖父变成一个丢了魂的人，住进了精神病院——井亭医院。在精神病院里，保润遇到了改变其人生轨迹的两个人——柳生和仙女。于是，三个人保润、仙女、柳生围绕着祖父寻找灵魂的过程上演了一系列的罪与罚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诸多隐喻的物象和情节。

　　首先是“小拉”。“小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南京流行的一种舞蹈。从吉特巴演变过来的，应对面地走不如手拉手地跳，跳得充满激情，最适合表达男女之间的协调和愉悦。在《黄雀记》里，苏童让“小拉”成为一种时代的象征，给每个人物留下深刻印记。作者透过“小拉”这个象征，拷问的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每个人在这天，如何应对自己、应对历史、应对内心？这种关于民族心理的深刻拷问一向蕴含在小说里，让读者去细细体会。

　　其次是隐喻的书名。一提到“黄雀”，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谚语。《黄雀记》整个故事讲的就是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柳生做了保润的黄雀，但最后的黄雀是保润，抑或是其他——吉祥、完美当中总是带有某种假象？历史是只诡异的黄雀，任何人都逃不脱缘定的宿命。

　　当然还有超多隐喻的细节，在精神病院里的爷爷就是一种象征，他未必是真正的疯子，而是与外界的一种远离、疏离。保润、仙女、柳生，一个杀人、一个失踪、一个丢了性命，唯有祖父活得长久、活得不朽，与自己的魂灵——红脸婴孩耻婴（怒婴）安静地偎依。还有仙女手中的兔笼和最终自己成了笼中的小兔，保润的绳艺最终捆缚了自己，精神病院以及里面的的水塔、菩萨祭台，住在一二号病房的司令和郑老板……透过这些隐喻，过去与现实交织在一齐，一种个性复杂的、扭曲的人性被展现了出来。苏童作为先锋作家与现实主义作家有很多不一样，他总是会尽可能地拓展一个人物、一个细节内在的好处，使之最终成为一种精神性的象征。

　　苏童黄雀记读后感（二）：

　　《黄雀记》读后感

　　1、苏童的手筋在于，绳子时松时紧，绳结花样繁多。

　　苏童有个短篇不算出名，却很有意思，讲的是儿子的脚不安定，心喜远行，他梦到父亲要把自己的脚捆起来。之后，父亲似乎真要这么做而未做。父亲过世，他看见父亲的亡灵拎着绳子说，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长篇《黄雀记》里，祖父在拍照时惊呼魂儿丢了，他四处挖魂找魂，被送进精神病院后还是挖。此时，绳子应运而生，攥在孙子保润的手里，他绑了祖父。待绳子再度大显身手，缚住的是十五岁的“仙女”……看上去，小说潜伏着感情的可能。苏童的手筋在于，绳子时松时紧，绳结花样繁多。

　　伍迪·艾伦说过：“爱是答案。但是当你在等答案的时候，性会提出几个很好的问题。”保润对仙女的爱意和幻想，是朦胧的。想看电影，不顺利，想跳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小拉”，她不肯。之后，本是柳生强奸了她，但在收买之下，她让保润做了替罪羊，锒铛入狱。《黄雀记》中性提出的问题确乎“很好”，正因它足够粗暴，它的解答方式，除了粗暴，还很龌龊。

　　性再次发问，已是十年后，仙女回返，身份是郑老板的公关“白小姐”。之后，她和台商庞先生游欧洲，意外怀孕，他自是不爱她的。这回的答案是粗糙的。进退为难之际，她有过一闪念：把这辈子交给柳生，而他躲开了。最终，在柳生的大婚之夜，刑满释放了一段时刻的保润捅死了他。

　　十年，正正好，青春做伴。性给感情提的问题，身体给灵魂出的“谜语”，都没有等来完好的答案。当然，这也是灵魂在给身体、给自己出谜语，提问题。

　　事实上，广义的爱在小说里也是稀薄的。

　　小说指向或击中的东西实是不少，而若沿着笔意再往深处远处探看，你又可能不够满足。

　　2、文本中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不是那么精准宏阔。

　　真正的黄雀，“其实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现实。”这思路，精准，宏阔。但是，文本中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不是那么精准宏阔。

　　从书中很是紧要的井亭医院说起，院长姓乔，院里住着郑老板、康司令，还有祖父等等。仿佛在说，代表人物可都在了：祖父，本应颐养天年却丢了魂儿；郑老板，有钱的弄潮儿，也进了精神病院；康司令，老红军老革命老领导，在精神病院里同样占了一席；一院之长，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如此设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却也透出一种简单化或符号化的倾向。具体的描述，同样值得细思量。像郑老板，他和姐姐，旗下最多时拥有二十多个洗浴中心，企业扩张，甚至买下越南两座矿山的经营权，富甲一方。一夜，郑老板闯进公安局，声称有人追杀他。“值班人员发现他浑身上下只穿了一条三角内裤，两只手腕则戴满了名贵的瑞士手表，问他为什么是这副装束，他说，来不及，来不及了。打开箱子检查，里面除了几盒避孕套，都是一捆一捆的人民币……指称杀手乔装打扮成美艳的按摩小姐，今夜就要伺机下手”。就这样，年纪轻轻，被姐姐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院中，郑老板是能够消费女色的，最嚣张时，三十位小姐来为他庆祝三十岁生日，而他的姐姐能拿着宝剑在院长办公室里逞威风。此外，乔院长让柳生在医院的水塔内为郑老板设立香火庙，请菩萨；康司令能持枪、开枪，并曾用枪指着乔院长……可怜的精神病院成了作者的实验基地，郑老板和康司令更像是被断了根、植入精神病院的奇葩景观，而不是活生生的个体。

　　网友吐槽，“小说中有很多情节很是别扭，还不如男一号保润打的绳结顺畅”。有记者问及，苏童坦言：“我无意再现人们眼中的现实，写实的外套下或许有一件‘表现主义’的毛衣，夸张，变形，隐喻，这些手法并不新鲜，只要贴合我的叙述利益，我都用了。”写实好的，表现也好的，问题就出在，“外套”和“毛衣”结合得不很融洽。《黄雀记》有一种静悄悄的野心，大的框架是现实范儿，细节和细部的刻画亦属谨严，而那些过于戏剧性的桥段，就仿佛不速之客，虽然推动了情节、增加了可看性，但终究是一种破坏性的叙事。

　　另有一些情节和叙事的逻辑，也欠说服力。第一页便说祖父曾自杀，就五个字，“突然活腻了”，之后，丢了魂，作者安排他不止一次赞叹“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用意深沉而浅白，莫非社会之凶猛，真这么容易揭示？保润的母亲似乎天生狭隘，容不得祖父年年去拍照，对老公情分亦有限，最后，还放下了保润和香椿树街上的家。仙女，幼时被领养，之后被强暴，那么，她是否必定走上靠身体吃饭这条路？上述主角，无不屈从于作者的意图，少有鲜活的内心流转。小说家理想远大，手段高强，但对于笔下的人物，还是要更感同身受，更体贴入微。苏童赞赏过福楼拜的伟大，“他不光是在一个单纯的平面上写人性，另外一方面，他兼顾到了社会对一个心灵的影响。”看来，对经典的研习或感佩，与自身实践还是有些距离的。

　　这种期许和文本、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可能另有一些缘由。早就有人注意到宿命在苏童小说中的位置，王德威说，“苏童一辈的作者从不用心探求死亡之因此发生的动机。宿命成了最好的借口”“但就算是最具有‘时代好处’的题材，也常在他笔下化为轻颦浅叹，转瞬如烟而逝。”如果说，王德威的评析，包含着对同辈尤其是先锋作家创作特点的思考，那么，葛红兵则以鲁迅等启蒙作家为参照，认为鲁迅写人物命运是注重社会原因的（有时也值得检讨），“苏童常常不能为自己笔下的人物的遭际带给一个社会性的解释，苏童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宿命的”。整体上，两个评论家颇为欣赏苏童，但他们都轻轻地点到了同一个弱项。当然，我丝毫不否认宿命是一个强力的存在，体现了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根本性欠缺和走向，也促生了包括苏童小说在内的众多优秀作品，但是，在宿命之外还有看不见的手，尤其是在时代的发展空前汹涌诡异之际，对社会性因素的捕捉和处理，就尤为考验作者的思想力，以及叙事功夫。

　　也不是说社会因素介入了就行，而是要和叙事打成一片，并有所“焕发”。比如，香椿树街开了时髦服装店，河里漂着工业油污，上部提及邓丽君、朱明瑛和程琳，下部写到田震、那英和王菲，都更像是符号性的点缀，未能很有效地参与叙事、提升叙事。

　　3、就书写失败而言，这是小说中最为成功之处。

　　小说里，关于谁是强奸犯的真相是被遮蔽的，纵是受害的一方，也不曾誓死捍卫名誉与自由。同时，也看不到真正的怜悯。强奸者柳生，没有真心悔过，也没有得到安宁；担负莫须有罪名的保润，决计复仇，一再延宕，到底还是出了手，等待他的是法律的惩罚；没有宽恕，没有解脱……这是另一种“活着”：一边互相伤害，一边苟且偷生，带有伤害的苟活，带有苟活的伤害。人们忍着受着，人们以暴制暴，传统的道德，现代的法制，统统乏力。抑或，这正是它们发挥作用后的结果。

　　在此间，信仰也是混沌的，有人似乎笃信基督教，有人在想上帝和菩萨谁大，有人就知道巴结财神爷……这曾是一个最讲究人与人关联（仁）的国度，如今却不知该如何与别人相处，又如何与自己的历史相处，现世不得安生，未来不得而知。

　　苏童把一个问号，打在了新生儿奇异的红脸上。祖父丢了魂儿；父辈要么无能，要么自私；三个青年人都是受害者，也都是施害方，他们的青春被撕毁；徒有“怒婴”，依偎在似乎长生不老的祖父怀里，其母可能明天回来，可能永远不再回来……几乎所有人都是失败的，败给了原始的本能和现实的欲念。就书写失败而言，这是小说中最为成功之处。

　　此刻，我仿佛也看到有个亡灵拎着绳子，说起宿命，说起遗憾。于是，不禁联想到里尔克的诗行：

　　我们与之搏斗的，何等渺小，

　　与我们搏斗的，大而无形。

　　苏童黄雀记读后感（三）：

　　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较量，好像一向都有——比立意、比销量、比影响、比受众、比成功，在眼下的语境里，最后比的还是哪个更功名成就。因此，先不管话题是否有逻辑、是否有可探讨的空间，单就任何论题而言，放置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环境里，都难免乱成一片狼藉。

　　按照某种社会价值观来说，会营销的郭敬明和获奖的莫言自然能够拿来比较，二人谁更成功，便成了一桩可探讨的话题，可这种话题本身的荒诞和无知正好对应了这个蠢相外露的时代。拉郭敬明和莫言出来，哪个更有销量，哪位更是成功人士，这种虚妄的比较只能诞生在盲目而急功近利的国度吧。

　　对成功的解读当然不仅仅限于获奖的莫言和畅销的郭敬明，还有看上去在地位和销量上都属“掌权派”的余华、苏童等。有人会因作家过多摄入现实生活，而批判其浮皮潦草地被现实玷污，但苏童当然知道现实的力量以及如何摆脱现实的困窘，他在新作《黄雀记》中写道：“风一吹，旧社会的桂花与竹子在摇曳，新社会的花草和蔬菜在摇曳，他们在一齐，正好是历史在摇曳。”如此动人地撇清了历史与此刻进行时的勾连，也使一个小说家拥有了就应有的视角。